1932年，报考清华的学生，在国文考试的时候，发现碰上了一道怪题：对对子。出了上联，要求对下联，上联是“孙行者”。此题难倒了绝大多数考生，只有三个人据说对上了，他们对的是“胡适之”，其中有一个是后来著名的历史学家张政烺。不过由于在清华考试之前，北大已经发榜，所以张先生没有去清华。怪题的制造者是陈寅恪，当时的人们都认为“孙行者”的标准答案就是“胡适之”，而且是陈寅恪有意为之，目的就是调侃一下胡适。可是，后来张政烺先生说，他答得其实不对，标准答案应该是“祖冲之”。“胡适之”的“胡”字，跟“孙行者”的“孙”字平仄不协（都是平声）。

事情发生的时候，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已经由政府明令，推行白话文达十年之久，尽管社会上坚持用文言文写作者依然不乏其人，但作为整体的教育体制而言，白话文已经牢牢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陈寅恪此举，在当时引起了考生和舆论的大哗。批评的矛头，大多是说陈是在开倒车。因为对对子是旧式私塾的功课，而新教育没有这个内容。由于当时学界的复古思潮正在兴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怪题事件的制造者，恰好又是一个新传统主义的中坚，因此，当时的左翼文化人，对此反应更加强烈。

不过，有意思的是，事情过后，别的考试都被大家淡忘了，唯独陈寅恪出的这个对子，却久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甚至一直到解放后，知识界仍然在传这个事情，对上了对子的张政烺先生，在人们的传说中，很是具有正面的意义。在今天看来，实际上，对对子事件所碰到的，恰是以白话文为主体的中国语文教育的阿喀琉斯之踵。

传统上，汉语写作是要求音韵上有节奏的，就是说，文字读起来要有铿锵的感觉，起伏的节律，因此要讲究平仄，诗歌如此，文章也如此，即使是散文，也要琅琅上口。同时，音韵上的讲究，是与文字的意蕴和色彩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文字不仅需要表达意义，而且还要有字与词本身含义的组合所传递出来的色彩，为意义生色。只有这样的文字，才算是好文字。八股文固然不好，但它的不好，主要是受了其代圣贤立言的政治和道德负担的拖累，仅仅就文字技巧而言，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的，至少，在汉语的文字写作技巧训练方面，它是符合汉语自身规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私塾教育对对子的训练，固然是为了日后八股文的写作，但对于学生掌握和理解汉语，其实倒也是必要的。许多近代的名人，包括著名的学者，在他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往往对自己善于对对子的“事迹”津津乐道。虽然说，中国古代也有白话文，但古代的白话文是同古代的文言文相联系的，是文言文的俗化，严格说不能用现代汉语语法规范。实际上，新文化运动诸健将提倡的白话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算做一种新的语文，它是同西式语言相联系的，必须符合主、谓、宾，定、补、状的西式语法结构，其最后的归宿，就是汉字的罗马化。而当时的白话文主导的语文教育，基本上是后一种现代白话的一统天下。

然而，在人们的阅读和教学视野内，文言文并没有消失，那种拖着长长定语和补语的欧化句子，虽然可能风行一时，但并不一定能真的俘获读书人的心。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两种写作方式的交战，最后的妥协，就是我们现在通行的白话文。写作方式既不像字母文字，也不像象形文字。这样的文字，是最难教的文字。

有一年冬天，我到贵州一座叫安顺的小城探亲。安顺据说是贵州最古老的城市，是明朝初年，朱元璋派遣傅友德征西过程中建的。今天是贵州省的一个地级市，看上去有几十万人的规模。提起安顺，人们往往将它与当年红军在大渡河渡过的安顺场混淆，实际上，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

安顺是一个特有农村气息的城市。每逢节假日，四乡各族的农民就会挑着菜，拎着鸡鸭，赶着猪羊进城来赶集。到时候小城的街道就会挤满了动物和人，闹得让你对面说话都听不清。好在，亲戚家住在安顺的一所中学里，很是安静，可以容我仔细地打量这个老房子和老人都特别多的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