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前夕，我终于完成了诗集《走向天安门》。书中72首短诗，内容大致涵盖了28年中国革命的历史，主要抒写了其中一些重要节点。每首短诗均独立成章，却又自行地相互联接，这样的组合较之长诗读起来别具韵味。

诗集所反映的内容，对我来说也有着较充分的准备，并具备许多有利条件。我自小生活在山东胶东半岛老解放区，解放战争期间直接投入我党领导的对敌斗争，参加了试建时期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尤其在1947年秋国民党军侵占我故乡期间，更亲历了蒋军和还乡团烧杀抢掠等令人发指的暴行，更加深了对战争本质的认识。战争无疑是残酷的，但对我来说，人民解放战争是神圣的，以人民的战争对抗反人民战争是正义的，也是敌人所强加而不能不进行的自卫行动。我在诗中写到:“是真战士 站起来/站在镰刀和锤子下面/以‘八一’去回击‘四一二’/对一百天的喋血作出回应”（《南昌起义》）。

既然在28年尤其是自1927至1949年的22年中，两军的相搏主要是战争方式，那么本诗集的“线”和“点”便大都围绕着军事斗争而展开。但也不排斥其它形式的斗争。如秘密战线，我写钱壮飞，称之为“革命的夜行者”:“在蛇窟里周旋/在毒液里游泳/一颗心两副面孔”。我还写了在国民党后方的“第二条战线”，如“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在自家门口 他倒下/无声手枪不容他感受家庭的温馨/著名的春城瞬间变成严冬/百年不遇的暴雪/埋葬了一个王朝”。我还写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田垄翻开了新的篇章/叶尖上的露珠/才映出纯朴的微笑/钉界石的歌唱般的响声/谱出属于李有才、赵玉林他们的曲调”。然而，在那个大时代中，在残酷的、黑白分明的对抗中，任何的斗争形式，都不能游离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轮轨之外，都属于整个大决战的一部分，这是毫无疑义的。

一种矢志不渝的精神、一种大智大勇的品格、一种视死如归的气节、一种克服千难万险去争取胜利的信念，贯穿于全集，构成为短诗的精髓。在这方面，最典型、最鲜明的体现则是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以宝贵的生命昭然而成的革命斗争之魂，他们中的最杰出、最壮烈的代表，当名垂中华青史而无愧。有他们的出现，一部革命史才更加灿烂生辉，一部诗集才更能生发出高格。

革命烈士本身就是诗魂，这首先体现在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上。今天有人不相信有无私奉献精神的存在，非要将英雄流于卑俗，才算表现“真实”。其实，卑俗是与真正的诗魂不能并存的。诗集中写方志敏烈士就是真正的无私精神。“又过了十四年/开国大典时/他呼吸在赣东北的一个小村/新鲜空气里/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但人们仰望城楼的一角/有一本《可爱的中国》”。爱国者的诗魂常在，肉躯不存又何憾之有？

以平白的诗句来叙述事件肯定是苍白的。作为短诗，理应要求每首诗中都应有闪光的眼睛，这种诗眼透射出的光色才是真正的诗化的品格。它不仅是崇高向上的，甚至有时还是壮丽的、潇洒的。诗的精神如果不能达到相当的审美高度，那么作为诗的精神还不能产生出足够的感人力量。“他坚守/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或许那时他的故旧/也知道他就在这座城市/但一部胡须逆风飘洒/各自分道扬镳/总有软骨头和变节者/将膝盖卖给水门汀/以媚笑换取血腥的时辰/这时他告诉正义/为了民族的生存/不能怜惜卑微的生命/三十年代的黄浦江/栏杆曾被他拍遍/当他离开这座城市时/正是街灯惺忪的子夜/但相信那只是暂别”（《三十年代，周公在上海》）。我力求每首诗达到精神的体现与审美价值的较好统一。

我从未觉得，《走向天安门》中所写的事件和人物已经过时。原因很简单:一切反映历史发展的正确规律、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动力量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事后的多少年仍然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写作之初，我就冲着一个“新”字来的。如果没有诗的创造，其实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诗。真正的诗意味着各方面的磨练与创造，它既是凝定的，又是流动的。凝定的是表面的字句，而流动的是品位的深化与延伸，真正的好诗，意味应是无穷的，为诗者应是永不停步，力求不断向新境界攀登。

诗歌的发展前景是充满希望的。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地位不会更移。诗歌从来都没有过错，欲使其达到真正的辉煌还在于写诗的人。诗的风格、面貌当然应该多样化，但诗的精髓与分量不可能没有任何差异。诗歌要不要承担责任不仅仅是诗人的个人意愿，而是由其世界观、品格和性格所决定的。也许诗人可以不去选择社会的需求，但社会需要却不可能不去选择诗人和诗作。那么，就让诗人和诗作在创作和社会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吧。(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石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