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纸堆里爬出来的鲁迅，对于西方的人文精神其实相当陌生。除了尼采，几乎没有真正接触过其他有经典意味的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早年所写的《我之节烈观》一类文章，仅仅是趋时之作。鲁迅既没有曹雪芹之于女性的谦卑，也没有托尔斯泰之于女性的悲悯。鲁迅会为死去的女学生写声情并茂的悼文，但也会在日记里把夫妻间的房事说成是洗脚。相比之下，托尔斯泰从娜塔莎写到安娜卡列尼娜，最后写到玛丝洛娃；从爱慕写到怜悯，从怜悯写到忏悔；越写越谦恭，越写越自惭形秽。但鲁迅却根本没有这样的心路历程，没有这样的灵魂拷问，没有这样的从世俗社会批判，走向内心自我反省。托尔斯泰的早年，曾经放浪形骸；托尔斯泰的晚年，却随着灵魂的追问，走向了悟，走向空灵，最后像贾宝玉一样的离家出走。

与此相反，鲁迅一生都不得解脱。与许许多多深受专制传统和专制道德压抑的中国男人一样，鲁迅骨子里乃是一个问题男人。所谓问题男人，是意指无法以健康的心态、面对女性的男人。其特征在于，要么压抑到变态，要么放纵到荒淫无度。用小说人物作象征则是，要么像《红楼梦》里那个可怜兮兮的贾瑞，要么像《金瓶梅》里那个横行霸道的西门庆。贾瑞是大观园里的阿Q，阿Q是末庄的贾瑞。彼此同样的压抑，彼此同样的极具革命性。阿Q闹革命是要成为赵太爷，贾瑞假如造反则是要成为西门庆。同样两个中国最著名的问题男人，毛泽东是做成了西门庆的鲁迅，而鲁迅则是始终处在贾瑞状态里的毛泽东。这是毛泽东和鲁迅最为相通之处:都不把女人当回事。只是彼此跟女人在一起的感觉略异，一个叫做洗脚，一个干脆叫做洗阳物。

就中国男人而言，鲁迅和毛泽东，其阴柔不相上下，其怯懦、其心态也彼此伯仲。鲁迅不敢成为徐锡麟，毛泽东的被捕表现，与张国焘相类。这是两个全都不敢成为陈蕃、不敢做一下嵇康、没有陈独秀那么无畏的懦夫，而一旦权力在手，无论是政权的，还是话语的，都会一样的凶狠。这也是两个全都无法面对林黛玉那样的高贵女子、也很难得到这类女子垂爱的问题男人，因此形成了他们的心理问题。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恋情，邵洵美和盛佩玉的婚姻，在鲁迅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良辰美景。除了家世门弟上的差异，更有性情上的障碍。由此产生阿Q之于假洋鬼子式的嫉恨，也算顺理成章。须知，毛泽东以九五之尊，在女人堆里尚且都得不到徐志摩的风流，邵洵美的倜傥。毛泽东通常只能在女服务员那里如鱼得水。曾几何时，延安发生过有才情有心气的女子，遭到毛泽东的调戏、拂袖而去的故事。这可能是问题男人难以直面的最大尴尬。由此造成的自卑情结，反过来成为这类男人的革命动力。中国的问题男人，往往会成为造反有理的主力，叱咤江湖的枭雄。而且，这类人物的蛮横和专制，是相当彻底的。相对于绅士风度十足的“费厄泼赖”，鲁迅要“痛打落水狗”。古人有言，穷寇匆迫，毛泽东却说，宜将剩勇追穷寇。

世故有碍视野的开阔，卑怯带来的心理问题，使鲁迅丧失应有的慈悲。作为一个颇具民族人文经典意味的伟大作家，鲁迅始终没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这可能是许多研究者都感到困惑的课题。殊不知，这恰好就是鲁迅的深刻特征。鲁迅的深刻，有点无面；或者说，是一种滑动在平面上的语言历险，没有立体感。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好比摆地摊。地摊的含义，在于零碎。而零碎，正是鲁迅文章和鲁迅思想的主要特征。

零碎的另一层涵义，在于构架性的缺失。经典的长篇小说写作，架构能力必不可少。除了叙事的结构，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宏观视野，灵魂的深度追寻。所有这些为曹雪芹、托尔斯泰所具有的才华和秉赋，全都被鲁迅的世故拒之门外。灵魂的追问，在鲁迅眼里，就像祥林嫂的捐门槛一般可怜可笑；或者像闺土的信仰一样，微不足道。鲁迅在小说中居高临下地俯视芸芸众生，与佛祖称赞一位捐灯油的乞丐老太太最可能成佛，大相庭径。说唯物主义者鲁迅无知无畏，或许有失恭敬；但说鲁迅的写作没有宗教深度，缺乏灵魂力量，所以导致架构能力的缺失，导致终其一生都没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应该接近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