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段开始，在连续十四个自然段中，毛泽东再也没提「司徒雷登」这四个字，而是将矛头直接转向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开始一桩桩、一件件地揭发抗战胜利后美国如何出钱出枪，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事实，对艾奇逊致杜鲁门信中的观点展开进一步的批判，从而教育人们认清美帝国主义的真相，不要再对美国抱有幻想。直到全文快结束时，为了扣住文章的题目，毛泽东才重新将话锋转回司徒雷登身上，写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唤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毛泽东用这两段生动的文字既直白而形象地描绘出了司徒雷登离华时的尴尬与无奈，也影射和讽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同时还明确地表达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司徒雷登个人的看法，达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

但读者不要忘了，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的时间是1949年的8月18日，而就在两个月前，当毛泽东得知司徒雷登打算到北京拜见中共领导人，以便共同探讨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时，还宣称他「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为什么在短短两个月之后，司徒雷登在中共眼中的形象就全变了呢？答案很明显:司徒雷登其实是在替美国政府担骂名。

因此，可以说，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并不是针对司徒雷登个人的，与其它几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一样，它的真正的批判对象是美国政府，以及白皮书的炮制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

当然，凭著司徒雷登是内战时期的驻华大使，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再加上他个人与蒋介石非同寻常的关系，即使毛泽东对他进行更为严厉的批判，对他来说也不冤枉。但毛泽东对他还算是比较客气的，因为司徒雷登个人毕竟对中国还是有感情的，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是有贡献的。毛泽东其实也明白，司徒雷登最终未能北上，责任并不在他个人。

许多事实表明，共产党的领袖们对司徒雷登一贯给予了比较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就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之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在与到北京访问的原国民党粤军元老陈铭枢谈话时，不仅对司徒雷登在日本占领时期所表现出的顽强精神及数十年来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的成就表示赞扬，还对他寄予了「最重要之希望」。从国与国之间的长远利益考虑，中共领导人表示「希望今后美国不再援助蒋介石在中国之反动政府；希望美国能按照罗斯福总统、史迪威将军和华莱士先生的方式制定其政策。如果美国将来能这样对待中国，中国自然会以同样友好回报。而这一切之实现就有赖于司徒先生回国的努力了。」

周恩来也曾对司徒雷登的历史功过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于司徒雷登个人的问题，我们必须既评估个人品德亦衡量权力影响。当然，他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执行其政策的政府人员。但是他在被日本人拘禁时期所表现的个人品德是值得钦佩的。」

当然，由于美国总统杜鲁门最终否决了司徒雷登的北京之行，不仅使司徒雷登满怀著遗憾离开中国，也使美国失去了与中共建立正常关系的机会，加上白皮书中曝光了许多司徒雷登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其中不乏他对中共的评价和看法，这对中共领导人的伤害也是不轻的，所以才有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以及「平素装著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这样的说法。

或许正是考虑到司徒雷登对中国的感情，考虑到他在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上还是比较务实的，所以毛泽东才会除了在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部分对他略加讥讽外，并没有把美国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算到他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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