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

史景迁著作

每年一届，每届一人。2010年的美国杰斐逊人文讲座，入选者是著名汉学家、中文名为史景迁的美籍英国人乔纳森·斯宾塞。5月20日，在华盛顿著名的华纳剧场，史景迁登上代表美国人文学科最高荣誉的杰斐逊讲台，以《当思想相遇：17世纪的中国与西方》为题，讲述了中国人沈福宗于17世纪80年代在欧洲六国的游历，以及由此引发的中西方思想与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千余名听众时而凝神聆听，时而捧腹大笑。史景迁这位善于讲故事的历史文化学者，以他表面上并不学术的演讲，带给听众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最新见解。

杰斐逊人文讲座，以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托马斯·杰斐逊的名字命名。它是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EH）于1972年设立的荣誉讲堂，主讲人由NEH的26人公民顾问小组评选。设置这一奖项，旨在表彰在人文领域取得卓著学术贡献并有能力向大众传递人文知识和智慧的个人。该讲座39年来的主讲人均是在美国人文思想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学界精英，近年来的主讲人包括记者、作家汤姆·沃尔夫，哲学家哈维·曼斯菲尔德。

授予汉学家这一荣誉，显然与中美双边关系日益重要，美国学界和民间对中国文化的重视与好奇相关。在杰斐逊讲座开讲39年来，这是第一次将视野扩大到特定国家的传统文化，以及这一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渊源。

沈福宗：300年前游历欧洲

沈福宗，中国史籍对他的生平语焉不详，西方史料却对其津津乐道。300多年前的清初，由于交通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能到达欧洲的中国人寥寥无几。沈福宗不仅周游了欧洲，受到了英、法两国国王以及罗马教皇的接见，还被奉为上宾。

沈福宗出生于南京，早年曾随传教士学习拉丁文。1681年，在华的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回欧洲述职时，沈福宗应邀一同前往。1684年夏天，他们抵达法国巴黎。沈福宗将孔子、康熙等人的画像展示给法国君臣。一个多月后，沈福宗随柏应理前往罗马办理教廷事务，教皇英诺森十一世接见了他们，并听取了他们对在中国传教的意见。沈福宗在罗马生活了一年多，随后辗转于1687年3月到达了英国。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派画家戈弗雷·奈勒爵士专程为沈福宗画了一幅全身肖像画，并希望他帮助编撰牛津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

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沈福宗认识了该图书馆负责人、英国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并多次研讨有关中国的学术问题。现存于大英图书馆的沈福宗与海德之间来往书信和谈话记录显示，海德曾告诉沈福宗，他想创建一种全欧洲都可以使用的汉字注音体系，沈福宗将中国的辞书《海篇》和《字汇》介绍给他。不仅如此，他们之间的交流连中国象棋和围棋的下法以及中国游戏“升官图”和“杨六四捍”的规则也有涉及。后来海德出版的《中国度量衡考》和《东方游艺》等著作，可谓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

1688年，沈福宗开始了他的葡萄牙之行。1692年，沈福宗搭载荷兰商船返华时染病，在今莫桑比克附近去世。

史景迁的演讲正是以沈福宗、托马斯·海德以及英国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之间的交往为主要内容。波义耳的研究领域跨越多个领域，化学定律——波义耳定律便是由他发现的。史景迁说，沈福宗、海德和波义耳3个人性格迥异，却都具备共享人类知识的基本理念。他们的交往尽管短暂，却是思想的真正碰撞。300多年之后，他们共享的理念仍然存在。

史景迁：与中国学共成长

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史景迁，中文名取“景仰司马迁”之意，被认为是费正清之后最杰出的汉学家之一。他是在汉学家房兆楹的指导下走上专业汉学研究道路的。他的妻子金安平是中国近代学者金毓黼的孙女。在美国，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追寻现代中国》。

史景迁生于英国，23岁之前，中国对于他来说还很遥远。史景迁与中国正式结缘是1959年。那一年，他获得一笔奖学金到美国耶鲁大学当交换生。正是在那里，史景迁领略到中国的魅力，并决定攻读中国史方向的博士学位。通过房兆楹的指导，以及阅读《红楼梦》时获得的灵感，史景迁决定以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与康熙的关系为个案进行研究。1966年，史景迁完成了博士论文。次年，该论文以《曹寅与康熙》为题出版。1974年，他又出版了《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在研究清初社会时，史景迁还尝试着研究社会底层民众的情况。1978年，史景迁关注大历史背后小人物命运的作品《王氏之死》问世。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日益对外开放，引起了史景迁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兴趣，创作了《利玛窦的记忆之宫》（1984）和《胡若望的困惑之旅》（1988）。利玛窦在中国生活长达27年，努力调和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矛盾，并积极传教，收获颇丰。胡若望是一个皈依了天主教的中国人，曾到法国生活数年。通过这种比较，史景迁展现了晚明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效果的强烈反差。

到了20世纪90年代，史景迁的兴趣转移到近代中国政治史上的革命活动，写了《“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1994）、《毛泽东传》（1999）和《皇帝与秀才》（2001）。史景迁认为，分析洪秀全、毛泽东、曾静为何敢于挑战现行体制并提出全新的替代方案，研究他们的人格力量对历史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进入21世纪，史景迁又回到了40年前自己研究中国历史的起点——明末清初，其研究重点也从政治人物转向知识分子。

中西之间的交流是双向的

在谈到数百年来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时，史景迁说：“我很久以前就对这个问题深感兴趣。我的第二本书《改变中国》，写的就是日渐强化的试图将中国社会变成西方社会翻版的努力。”史景迁认为，从耶稣会会士到俄罗斯和美国的技术顾问，很容易就能找出一个纵向研究的框架，并从中看出西方试图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广义地说，非神职人员想用西方文化元素让中国按照他们设定的方向改变。其结果是，当中国决定不接受他们的帮助时，那些满怀希望的人会深感失望，进而产生了一种怨恨情绪，一种因中国人拒绝他们的价值观而产生的愤怒。

“这样做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情。在历史上的很多时候，这是（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但它曾经是一种全球性的集体性压力，目的就是为了迫使中国人加入由西方人创造的价值体系。”史景迁说，“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对中国政体的扰乱。”

“关于中国的书，在1600年前后大量出现。有一些是由耶稣会会士写的，有一些是外交官写的，有一些是游历者的作品。他们在中国看到许多令他们羡慕的东西。”史景迁说，来访者通常都对中国肃然起敬。他们不得不考虑，中国人要是没有组织规范，比如说科举制度、政府机构，或有效的税收制度及军队驻防，这个国家的情况将不可想象。

史景迁说，从1840年开始，中国被视为一个曾经的强国，对其执政技巧的赞美成了对帝王偏执的轻蔑，科举制度也成了笨拙的机械学习，平静的乡村世界则被视为农民因强权被拴在了土地上。从那时开始，西方人感觉能够从中国学到的东西大大减少。

史景迁说，现在从中华文明的源头着眼来开展研究异常热门。汉学家应该与中国学者开展合作，共同从事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很多学生在中文比较熟练之后，即投身到这一领域，这样他们就可以与中国的年轻一代共同致力于对人类早期文明的探索，这对中美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

海外中国学曾是一门无足轻重的边缘性学科，二战以后，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学研究呈现出突飞猛进的态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学者参与到中国研究中来。从传统中国到现当代中国，从文化、社会到经济、政治、法律等制度性建构，研究深度与广度不断扩展。可以说，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已成为当今从学界到商界、政界各类不同人群所共同关注的焦点。

史景迁获得美国政府授予的最高人文荣誉，说明了美国官方对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视，也是中国学研究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无论是对研究中国古典文化为主的汉学，还是以研究现当代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学，都将产生深远意义。

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和他的代表作《追寻现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