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清末，梁启超也在《中国之武士道》中辟出一章专门介绍弘演，并称赞他:“晏子有言: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亲昵，谁敢任之?若是夫懿公殆可非死之君也，然以一死动强邻，使国家亡而不亡，是则非为独夫死，为国民死也!”可见其影响之大之远。

《吕氏春秋》描绘了弘演这么一个“忠臣”:昏庸得只知道与鹤及宫人为伍的君主死了，尸体被敌人吃得只剩下了肝脏，弘演出使回来还要向君主的肝脏汇报任务已经完成了。不但如此，还为这样的君主哀恸大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弘演尽哀之后还切开肚腹，取出自己的肝脏，把卫懿公的肝脏放进自己的腹腔里面。那么作者写这个的故事的目是什么呢?《吕氏春秋·仲冬纪·忠廉》开宗明义地说:“士议之不知辱者大之也，大之则尊于富贵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虽名为诸侯，实有万乘，不足以挺其心矣。诚辱则无为乐生。若此人也，有势则必不自私矣，处官则必不为污矣，将众则必不挠北矣。忠臣亦然。苟便于主利于国，无敢辞违杀身出生以徇之。国有士若此，则可谓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难得，其患虽得之有不智。”可见这篇《忠廉》是为了规劝统治者要“重士”。为何要“重士”呢? 是因为作为东周贵族末端的 “士人”认为有比富贵更重要的准则，如不能达到，则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耻辱，一旦受这样的耻辱，甚至不愿意继续偷生，弘演就是这样的例子。而统治者如果能得到弘演这样的“士人”，则“便于主利于国”。

《忠廉》的作者也是“士人”阶层，规劝统治者珍惜重用“士人”是合乎情理的。并且为了强调弘演的重要，不但写他为主忘死，而且写弘演的死还直接导致了齐桓公为卫国复国。也就是说，如果弘演是白白为主殉葬，而不是复国有功，那就没有必要如此肯定他了。梁启超在其文中也是同样的看法。可见“为己为独夫而死”，在中国，并不像在日本般的受到重视和崇敬。

从弘演的角度说，他剖开自己肚子是为了自杀么?从他死前“臣请为裸”的遗言看来，“裸”字原意是绣有黼形花纹的衣领。按高诱等人的注乃引申为外衣的意思，可见弘演首先是不忍君主残尸暴露于野。这与见于日本古籍的切腹，从动机到内涵都有所区别。日本人之切腹(如《保元物语》中的源为朝，《太平记》中的村上义光，《义经传》中的源义经)，仅为了达成了断自己生命的目的，而且后世称赞他们，也多是从他们切腹的形容如何壮烈、姿态如何从容的角度，并没有如弘演般死亡尚要“有功于国”的附加条件。

其余，如《战国策·韩策二》中的聂政，是因怕面容被人认出连累姐姐，遂持剑自破其面，挖眼、剖腹。《后汉书》中戎良之刳腹，《旧唐书》中的安金藏之刺胸，前者是为了表白自己的无辜，后者是替主人睿宗表明无辜。戎良是否身亡，《后汉书》中没有记载，安金藏则伤势不重，武则天命太医为其疗伤后痊愈，官至右骁卫将军代国公，一直活到了玄宗的开元盛世才寿终正寝。盖此二人非特为自杀，乃因蒙受冤屈内心激愤才自刺腹、刺胸以示清白。

至于胡发贵指出《大唐新语》中所见李玄通被刘黑闼俘虏不愿为其所用以刀溃腹而死，樊甚之子为父诉冤不成愤而刳腹，郭霸见到被己冤杀的李思徽的鬼魂刳腹，可以说明唐时剖腹自杀事很多。不过，今见的《大唐新语》是否真为唐代刘肃所撰仍有待商榷。即便《大唐新语》非伪书，其关于刳腹的记录也多荒诞不经:李玄通被俘手无寸铁，假意说要舞剑，讨来看守人的刀却不挥刀自刎速死，选择刳腹难道是为了容易被人再救活么?至于郭霸被鬼魂吓得刳腹更是志怪之流。因此《大唐新语》的记录实在不足以采信。

纵观中国古籍文献中所载，虽有切肚腹剖内脏的现象，但与日本人专为自杀而进行的切腹则相去甚远。中国古籍文献记录这些的目的，也与日本《自军记物语》、《武士修养书》等记录日本人切腹的目的大相径庭。故而“切腹源自中国”之说不仅无稽可考，逻辑上也很难成立。

注意到中国历史文献中的“刳腹”并与日本的“切腹”放在一起考虑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学者加藤彻。胡发贵在《“刺腹”在中国》一文中，立足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也大胆地提出日本切腹的源头在中国的见解。

切腹(seppuku)，日本也称之为“割腹(kappuku)”、“屠腹(tofuku)”、“腹切(harakiri)”，在中国常被意译为“剖腹自杀”。乃是用短刀切开腹部以自杀的手法。一般认为起始于日本的平安时代、成形于镰仓时代、盛行于中世及近世。切腹起先并非特限于武士，但随其仪式化及荣誉化，便在近世作为一种特别对武士施行的“闰刑”而与武士道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是故历代学者在研究切腹时，常借武士道来进行说明；反之在论说武士道时，也常引切腹作为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