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原来是痛苦的药性折磨所致
“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吃“不老仙丹”是非常麻烦的事。
人吃了之后,身体先是发冷,接着发热,就像得了疟疾一般。“人吃进去后会面红,五脏六腑都会感觉在燃烧,必须大量饮酒来排掉身体内的毒。”王旭东说,这种“不老仙丹”的名字其实就是“五石散”,又叫“寒食散”,按照史书上的说法,就是“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但喝酒除外。服用五石散后必须喝好酒、醇酒,而且必须是热酒,这样才能散掉体内燥乱的热气。
五石散不仅对饮食要求极高,对衣着要求也很怪。吃药之后会浑身长疮,必须穿着宽袍大袖才舒服,如果穿紧身衣,就会和皮肤摩擦,就像刀一样在身上割来割去;除了宽大,衣服的新旧也很重要,新衣服发硬,一般不受欢迎。又因皮肤敏感,衣物不能浆洗,新衣服和洗过的衣服比较硬,穿起来极不舒服。为了减少脚被摩擦的面积,他们不穿鞋而选择穿木屐,所以,魏晋的人看起来个个都是宽袍大袖,表面高雅、飘逸得一塌糊涂,其实他们心里苦得一塌糊涂。
因为几乎不洗澡和换衣服,衣服和身体脏了,便成了虱子的乐园,于是,“扪虱而谈”就成了晋朝名士风度的一部分。“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糊糊涂涂的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王旭东说,在丹药的毒害下,魏晋人的脾气变得很坏,有时甚至性暴如火。“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嵇康,因经常服用五石散,结果有一次一只苍蝇过来烦他,他竟气得拔剑追赶。在说话方式上,魏晋名士也以说胡话、疯话为荣。其实并不是他们想要表现得多么“有性格”,而是因为在药物和酒精的毒害下,他们根本管不住自己的情绪,也管不住自己的舌头。
“不老仙丹”既是毒药为何能在东晋盛行
既然“不老仙丹”其实是取人性命的毒药,为何在魏晋时期,名门望族们还对它如此热衷,白白丢了性命呢?南京文史专家薛冰说,这和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有关。魏晋200多年是一个黑暗时期,政权频繁更迭,战祸屠杀,几无宁岁,再加上天灾和瘟疫,人民生活动荡不安。“东晋政府从中原被赶到了南京,这种迁徙之痛,让名门望族们顿时消极。”残酷的现实使名士内心的压抑和痛苦越来越深。为了摆脱内心的苦闷和不平,他们不再谈论政治,开始追求精神上的解脱。道家“消极避世,任情自然”的思想正好契合了名士的这种心态,于是他们便开始转求三玄之学,把对现实的关注移到那些玄远哲理上,以期暂时忘却现实的烦恼,沉浸于虚无缥缈的境界,达到精神上的麻醉。“这是魏晋名士在遭遇生命的危险和心灵的苦闷下,在精神层面寻找慰藉和解脱的一种方式。”
“在魏晋时期,汉代主张的‘独尊儒术’正统思想被打破,儒家思想不再是主流,人们的思想文化趋向于多元化。而道家思想比较关注自我,主张无为而治,在名士们都消极悲观遁世之际,乘虚而入。”当时,道教中还分离出了一支神仙道教,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葛洪,他把长生成仙作为道士修炼的最终目标和自己的核心思想,把长生术突出为一切方术的核心,为神仙道教奠定了宗教神学体系,构造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理论框架。此外,葛洪神仙观的核心内容中,还有一个“地仙”的概念,这就是修仙者可以先服用半剂金丹,成为“地仙”,在地上人间恣情享乐,直到想做“天仙”时,再将剩余的半剂金丹服下升仙。“地仙”的神仙世界是现实和超现实的奇妙重合,葛洪描述的这种“地仙”,不过是在世俗生活的延长线上补充了道士的宗教理想,是当时贵族名士安逸、放荡和嗜欲生活在神仙世界里的投影。
东晋时期,虽然还存在着多种道教派别,而经过葛洪的改造,理论化了的天师道——神仙道教是最重要且影响最大的道教派别。当时的高门贵族之中,信奉道教的现象非常普遍,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琅琊颜氏、高平郗氏、长平殷氏、太原王氏等,其家族全体或部分家族成员都是信奉道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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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玉梅 毛丽萍 编辑: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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