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羞耻心的起源已不可考据，但如下事实却能得到反覆证明：上古炎黄时期，人们已深具羞耻之心，人们把部落的荣誉看成自己的荣誉，把个人的耻辱看成部落的耻辱。这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权力结构：部落舆论/个人行为。部落舆论对个人构成压力。当然，这个权力结构得以维系的基础是羞耻之心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惩戒的基本方式是辱而不是杀。

所以有“木官示禁”：将首领的头像刻在木上，放在受惩戒之人能经常看见的地方，他就心生愧疚，不敢再犯了。

所以有“象刑”：给犯人蒙上黑头巾；用草梗做犯人的帽带；让犯人穿麻布鞋；让犯人穿老苇做成的短裤；让犯人穿没有领子的衣服——总之，让他变成部落里的异类。

直到今天，我们还要给犯人穿上囚服，甚至刮光头发，这完全是上古象刑的遗风。

后来，“画衣冠，异章服”这样的象征性惩戒已经无法让罪犯慑服，刑罚开始直接针对肉体。意思也就是，由“愧其心”变为“痛其身”。“扑作教刑”和“放逐”开始出现。“扑”是一种刑具，竹制，用来敲打罪犯的身体。放逐的意思是，敲打罪犯，罪犯吃痛，拔腿就跑，行刑者随后追赶，直至追出部落领地。在这里，刑罚的主要目的仍然是“愧其心”，不过显然已经有了“痛其身”的影子。庸城氏放逐季子；东里子放逐敖昏勒氏；黄帝放逐茄丰；颛顼时代，同胞兄妹性交，就要放逐；尧放丹朱；汤放桀；先秦时，卫放宁跪于秦，放公子黔牟于周；楚放屈原……后来，放逐慢慢失却了它本来的意义，并跟流刑结合，统称“流放”。值得强调的是，流放在“笞杖徒流死”新五刑序列里仅次于死刑，但似是对贵族的一种特有的惩戒方式，因为“愧其心”依然是其主旨。

相对于三皇时期的清平世界，五帝时期可谓乱世，所以有“木官示禁”，有“五象之刑”；但对尧舜们所处的“万国万邦林立”的龙山时代来讲，五帝时期亦是治世。私有制在龙山末期已基本确立，父权制也已完全成型，民心不古，世风日下，各种争夺财产和交配权的事情经常发生，“愧其心”已无法阻止男人们对财宝和漂亮女人的迷恋和贪婪——私有制完全破坏了人的羞恶之心。南方有苗氏根据“五象之刑”化演出了五种“肉刑”：蒙黑巾变为墨刑；以草梗为帽带变为劓刑；以老苇做短裤变为宫刑；穿麻布鞋变为刖刑；穿无领子的衣服变为大辟之刑。值得一提的是，在罪犯脸上刻刺涂黑的墨刑，不断演化，直到先秦时期仍广泛使用，汉初文帝废肉刑，魏晋时期又间或用之，南朝梁武帝天监十四年再废，隋唐律典无此制，五代晋石敬瑭改为刺字，并与流刑结合，称为刺配，宋沿袭，辽、金、元、明、清均有刺字之刑。意思也就是，直至清末，墨刑以及它的各种变体也没有脱开象刑的本义。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明白，在漫长的上古时代，在部落内部盛行象刑的那个时代，作为肉刑的阉割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对于外族的战俘，割掉他们的生殖器，也仅有两个意义：一是作为向部落首领报功的信物，二是表示羞辱和惩戒。事实上，割生殖器报功的事件，大多也只发生在死在战场上的敌方士兵的身上，意思也就是，割去的只是死尸的生殖器。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阉割。这容易明白，因为整条死尸实在难以带回去报功。本来割去一条腿、一只脚，或一只胳膊，也可以报功，但因为腿、脚，还有胳膊，在人体上都不是唯一的，难以计数，故不被采用。这个有趣的假设还可做如下推论：能够作为报功信物的，理当还有鼻子，或者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