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1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日刊出文章说，现在，从中国乡下到城里打工和生活的人们都被普遍视为欲“成龙”的鲤鱼们。上海的专家认为，要突破“上海人排外”的形象，就得改变每条“龙门鲤鱼”的心态：落户上海，意义并没想象中的大，既没什么值得自豪，也没那么多挫折需要同人分享，做不做上海人纯属个人选择而已。

文章摘录如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黄河里的鲤鱼听说龙门风光好，都想去看看。一天，它们结伴前往，到了龙门山脚下，发现山上无水路、上不去，都不知如何是好。一条大红鲤鱼于是建议跳过龙门山，大家看到山那么高都颇为犹豫。大红鲤鱼便自告奋勇，跃入半天云里，一团“天火”从其身后追来，烧掉了它的尾巴。大红鲤鱼忍着痛，继续朝前飞跃，终于越过龙门山，化为一条巨龙。

鲤鱼们见状有样学样，可是除了少数也变成龙之外，大部分都跳不过去，还因为从空中摔下，在额头上留下了黑疤。“一登龙门，身价百倍”的说法因此产生，而鲤鱼跳龙门的传说流传下来，也影响了日本等地。在儿童节悬挂鲤鱼旗，希望孩子能像鲤鱼般变成龙，成了日本的一个风俗。

现在，从中国乡下到城里打工和生活的人们都被普遍视为欲“成龙”的鲤鱼们。

在不久前一个讨论上海“软实力”的公开讲座上，龙门鲤鱼的传说再次被引述。这回，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以它来说明上海“排外”的现象。他一开腔就说：“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上海人在全国背上了‘排外’的名声。但说起来，上海人最没有资格排外，一个移民城市，绝大多数都是外来人或其最近的后代，排谁的外？”

他坦言，一个外地人甚至是居住在诸如普陀、杨浦和闸北等“十里洋场”外的上海人，要被广泛接受为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人”，须逾越数道门槛，证明自己事业成功、行为得体及格调到位。

当中，最难展示、在上海人眼中却最重要的就是格调到位，也就是价值观和审美情趣都符合上海人的标准。顾骏说：“‘上海’骨子里是一种格调，一种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生活情趣。……自从失去租界这一地域边界后，上海人更坚守着实际上不断变味的格调，悲壮地维护着‘上海人’的‘排他性’。”

这也说明了在上海，标榜着售卖最好面条的馆子为什么采用“老克勒”(class的谐音)为招牌；服装店的售货员赞美试穿新衣的客人时，也都爱说对方“很洋气”。

顾骏说，上海人排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苦媳妇历经煎熬成为他人家婆时的情怀，许多人都变本加厉地刻薄儿媳。换言之，眼看“新上海人”不断入沪，已经自我认同为“上海人”的“龙门鲤鱼”有了恐惧感，生怕太多的鲤鱼越过龙门，贬低了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身份，于是再抬高成为上海人的“门槛”，由此形成无尽的循环。

因此，顾骏认为，要突破“上海人排外”的形象，就得改变每条“龙门鲤鱼”的心态：落户上海，意义并没想象中的大，既没什么值得自豪，也没那么多挫折需要同人分享，做不做上海人，纯属个人选择而已。

在全球化的今天，“原住民”的概念逐渐被淡化，不少人为了各种原因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入籍”某个国家后又回返出生地发展的，也大有人在，要抛开“龙门鲤鱼”和“媳妇熬成婆”观念的，何止限于上海人？

李白在《赠崔侍御》一诗中写道：“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暗喻自己如鲤鱼般无法入龙门。然而，在许多人心目中，龙神秘莫测、遥不可及，鲤鱼就不同了，它象征了希望，十分讨喜，早已不是一般的“凡鱼”。(何惜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