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我从没有考虑过读者 越考虑书越卖不动

外面人声喧嚣，车流穿梭，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厅里却是一个安静的世界。2013中德作家论坛9月1日开启，在首日论坛中，聆听到的是中国作家莫言、贾平凹、毕飞宇和德国作家福尔克尔·布劳恩、罗尔夫·拉佩特、乌尔苏拉·克雷歇尔、米夏埃尔·伦茨、安娜·魏登霍尔策的声音，还有他们的故事。

中德作家的周末话题有些沉重：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作家的责任与自由、家园与乡愁，而且又因文化背景的差异，作家们有点自说自话，各自为政的味道，但好在中国作家敢放下身段说出掏心窝子的话，也让论坛多了几分真切、轻松和自然。

莫言

曾禁不住诱惑写电视剧

莫言的演讲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作家的责任》。他说，全球化既让交流变得便利，同时也是一场噩梦，因为一切都变得统一和标准化，这对文学、艺术来说是非常可怕的。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他认为作家在写作时不应该成为群众代言人，“也许个别作家有这个能力代表群众讲话，但我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也没这样的愿望。”他认为作家应该不仅是社会生活的观察者，也是实践者，要有坚持自己立场的勇气，并在作品中坚守自己信奉的道德和价值。

莫言在谈到文化、艺术应如何应对当下资本控制的时代时表示，作家一定要有定力，而不是随波逐流。

他回忆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商业化大潮来袭，“下海”是当时最响亮的词汇。他自己就没能禁住诱惑，1992年写了一部电视剧。“别人一集3000元，我是一集15000元，10集总共挣了15万元，还是税后。”莫言说，在当时，15万元对一个作家来说，真的是惊喜。

但也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了“陕军东征”的文学现象：陈忠实写出《白鹿原》，贾平凹创作出《废都》，引发整个社会阅读长篇小说的热潮。“当年所谓聪明的作家其实是愚蠢的。”莫言甚至说，《废都》如果不是因为有盗版的因素，应该是中国销量最大的小说之一。

莫言还戏言，“即便是从赚钱的角度，当时我写电视剧也只赚了十几万元，但人家陈忠实的《白鹿原》今天都赚了几百万元了。”他认为，一个作家得有自己的标准，“任它千变万化，八面来风，只管按自己的方向前进。”

在莫言看来，所谓好人、坏人，正义、非正义，其实并没有特别清楚的概念，而是有大段的模糊地带，这正是作家施展自己才华的广阔天地。他因此强调，作家面对稿纸时，不应顾忌或祈求什么，只有在自由的心态下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乌尔苏拉

看到和听到的不能想当然

莫言关于作家应该依据个人经验写作的观点在下午德国作家乌尔苏拉·克雷歇尔的发言时遭到了反对，“我不是很同意莫言关于写作是从个人经验出发的观点，个人经验可以很天真、无意义、想当然，相反一个作家听到和看到的很多东西是不能想当然的。”

乌尔苏拉的发言主题是《文学笔下坚持特殊性，服从独一无二性》。“文学必须坚持那与众不同的东西，信守那独一无二的东西。它需要时间，回忆时间，思考时间，需要自己的节奏，也需要悲伤的沉默和掷地有声的反抗。”乌尔苏拉认为全球化的恶灵在不断诱惑人们对很多问题过早地下结论，但很多事情都需要时间。她说全球化总是诱使人们把一切做得越大越好，做得越轻越好，在艺术市场上人们已经付诸实践，仿佛工作就是泡沫饼干。但她希望能在写作里缩小一些已经被扩大了的名字，“问题变得越来越大，我会一边写作一边思考着缩小化的名词，小小的语言，小小的词语，小小的动物，小小的乐趣。而中国如此巨大。”乌尔苏拉的发言在这句话上戛然而止。

贾平凹

《废都》阴影笼罩20年

与乌尔苏拉同组发言的还有中国作家贾平凹，他的发言主题是《一种责任与风度》。他同样也在思考着全球化带给作家的影响是什么。同时贾平凹提到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那句——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贾平凹说自己认可这样的判断。“我们从未有过让我们感受到的如此富裕，也从未有过让我感受到的如此焦虑。”贾平凹认为，人性恶的部分也在集中爆发，他说尽管目前文学艺术也被娱乐和消费侵蚀，但他还是相信，文学依然顽强神圣。

莫言提到了《废都》，巧的是，贾平凹也在读者提问环节被问到《废都》的问题。那位读者坦言，因为曾一度找不到《废都》正版看，最终看的是盗版。

贾平凹操着浓重的陕西口音如此比喻：“一本书的命运就和人一样，有些书命运通畅，很快大红大紫；有些书命运艰难，要靠盗版来维持。”贾平凹实话实说，很多时候他都慷慨激昂地反对盗版，但要是没有盗版就没有《废都》的流行。

不过，《废都》像阴影一样笼罩在贾平凹头上近20年。“它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孩子’长期被监狱关着，心里总归难受。”谈及“孩子”现在的生活，贾平凹笑称，不管后来生活怎么样，毕竟是出来了。

贾平凹还提到，中国作家和德国作家没啥不一样。果然，话刚说出几分钟就得到了验证。德国作家乌尔苏拉·克雷歇尔说：“文学就像是磁铁，能吸引一些人就很不错了。”而罗尔夫·拉佩特也说道：“我只为自己写作，我想能找到一两位读者就不错了，但幸运的是，总有读者来赏光。”

“很吃惊，这些话都是我几年前说过的话。”贾平凹说，磁铁只对螺丝帽、铁钉起作用，不对石头、木块起作用，文学也同样。“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读者，越考虑，书越卖不动。”

毕飞宇

民族的不一定是世界的

毕飞宇在此次论坛上要讲的是《乡愁的挽歌》，但他竟然一上来就说：“没法谈，我没法谈。”

“我父亲就没有故乡，我出生后随父亲坐着船到处漂。对于没有故乡的人来说，谈乡愁是可笑的。”毕飞宇说，他是没有乡愁情绪的人，这一点熟悉他的读者也清楚。

对于他这样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却写出了《地球上的王家庄》这类故乡小说。“我为什么一直写‘故乡’，第一，我为了研究农民；第二，我准备重新书写‘文革’。”

事实上，早在大学中文系学习的时候，毕飞宇就发现了一个荒诞的结果：在现代文学大量的作品中，真理永远在农民、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那边，但鲁迅与同时代的作家有很大不同，研究鲁迅笔下的闰土、祥林嫂、阿Q就发现了不同的答案，而这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

但遗憾的是，鲁迅开拓的这条路，后来的作家并没有继续走下去，“所以我特别渴望，沿着鲁迅当年的心境，重新梳理一下故乡，也就是重新梳理一下农民和中国的农业文明。”不仅如此，毕飞宇还想改变伤痕文学简单、粗暴的写法，重新写“文革”。

毕飞宇说他并不十分赞同鲁迅那句“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他说仅从审美来看，该话成立；但如牵扯到民族、世界价值，就非常荒谬。“比如宋朝女人裹小脚，法国人曾认为水有害，你能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吗？”

关于自己的写作路子，毕飞宇说：“我分析过我的神经类型，我是一个死心眼儿、一根筋的人。”实际上，他也渴望成为一个死心眼儿、一根筋的作家，永远写死心眼儿、一根筋的小说。

而昨日中德作家论坛还在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张悦然、徐则臣、李洱等中国作家将与德国作家一起分组讨论“间离与理解”等主题。本次论坛的最初构想来自2011年上半年，当时社科院文学所代表团赴德时该想法最早被提出，2012年8月双方签署了议定书。

此次来华的德国作家一共一行10人，明天晚上他们还会参加在798艺术区举行的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