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宪庭：别提“教父” 那是悲哀

老栗，个子不高，66岁的年纪已须发皆白。我们谈话的一个多小时里，不同年纪的“粉丝”在旁拍照，表达见到偶像的心情。凭他在艺术界摸爬滚打的岁月和地位，他满可以摆出些姿态来。从他身上，你看不到这个圈子的习气，随和从容，但是眼神里还有自然流露的尴尬、直率，口气里有一种温和的坚决。

他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美术刊物的编辑，撰写艺术评论，推动当时新起的当代艺术，到后来的宋庄，再到如今的独立电影，他一直是站在当代艺术的最前沿，披荆斩棘的人物，但是路开出来，甚至一拓再拓，他反而另谋他途，重辟蹊径，连这成果都未及享用，为的只是那个未知前路却独立自我的自由。

“我始终在表达自己的自由！”

1987年，还是《中国美术报》编辑的栗宪庭曾经来过湖南，邹建平、李东明等举办了一个展览，当时正是湖南美术出版社最重要的时期。栗宪庭回忆，当时湖南的艺术群体中，谭丽琴是最活跃的，最早做装置艺术，现在人在美国。

从1978年中央美院毕业开始，栗宪庭整个八十年代一直从事美术刊物的编辑，作为当时官方的《美术》杂志中最年轻的编辑，在此之前，他从初中开始，接触的美术教育都是从苏联引进的马克西莫夫教育模式，并且深深受到“文革”时期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的影响，也曾经创作过革命题材的作品，当时和其他人一样，并无意识。

在刚做编辑的头两年，社会正经历一个风向的转变，栗宪庭形容，这段时期是他最痛苦的时候。他对自己、对“文革”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开始对新艺术，那种要独立、自由地创作和表达不遗余力，一直到今天，初心不改。

1979年，有几个对当时乃至后来的八十年代影响很大的展览。包括上海的十二人画展，北京的新春油画风景和景物展览，无名画会和星星美展。

栗宪庭形容当时看到这些展览作品的感受：好像在一件封闭的屋子里，忽然打开了一扇窗，外面的新鲜空气“哗”地进来，看到不一样的颜色，不一样的风景。

从官方的《美术》杂志，到民间的《中国美术报》，栗宪庭坚持为新起的中国当代艺术奔走着。这段时期，栗宪庭跑了全国很多地方，了解各地的艺术群体状况，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折腾”得很厉害。

老栗说，他们这一代人，在“文革”前后17年被洗脑的经历，媒体起了很重要的灌输的作用，“我今天在媒体不能再把虚假的东西告诉别人！”老栗觉得自己当编辑，从来不是为了帮谁表达，而是始终在表达自己。表达一种不同的自由的状态和人生的不同变化。至今他仍然在追逐自由的路上，“自由是个追求的过程，你永远无法真正获得，而享受的痛苦和快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我一直在被压上东西去承担”

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到现在，依然有艺术系的年轻教师和热血的学生们，问起栗宪庭，还会不会再办一次这样的展览，眼里流露着歆羡。

那是个挺理想化的年代。栗宪庭印象深刻，当时王广义在画展上，第一次卖掉作品，一万块，当时还没有一百块面额的钞票，都是十块十块的，一沓一千，整十沓。他手哆嗦着从兜里掏出一来给老栗看，那钱因为是一个卖羊肉串的人买画赞助他们，钱都是油渍麻花、破破烂烂的。“（那是）第一次见到钱时的手足无措。”后来有一次两个人打着车，在广州转，王广义说，你说停哪咱们就吃哪。老栗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哈哈大笑。湖南籍艺术家朱冥也回忆说，那时曾梵志刚赚到钱的时候，撒得满房子都是，然后再一张一张地拣。“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艺术家的普遍状况。骨子里理想化的栗宪庭面对艺术的商业化，要如何放下？老栗说，从进入到商业社会，艺术作品被卖得很高的时候，他就放弃了。

1998年，张晓刚的一幅《大家庭系列》作品拍到900多万美金的时候，郁闷地打电话给老栗，觉得这个世界都疯了。老栗劝他要“放下”，他后来给张晓刚提了副对联：“艺术有情情无价，作品有价价无情。”

1999年栗宪庭彻底住到了宋庄。此前，他几乎遍游西方现代艺术的重要城市，与一些重要的艺术家、策展人聊天，“知道了不少东西，那种强烈神圣的崇拜心理没有了”。栗宪庭曾发表《重要的不是艺术》，认为不是作品的问题，而是作品背后的标准。他一直在追问这个标准，虽然标准一直在变，但每个时代都有相对共性的标准。“你自己不是孤立的，你在参照系里才能找到自己，在周边人的对比中才能确立自己，这是我当时确定的一个想法。”

回国后，栗宪庭正式搬到宋庄，试图脱离开原本的一种文化状态。当时的宋庄，荒凉一片，只有几栋要塌掉的房子。但几年下来，宋庄已按照栗宪庭的设想初具规模，他出任宋庄美术馆第一任馆长后，宋庄接着以惊人的速度在开发。

如今他又担起了独立电影这摊子事儿。为此，他到处向艺术家朋友借钱。“独立电影，意味着，我不是唱赞歌的，我不是主旋律的，我是个人化的……独立电影不是film，它变成DV以后，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的自由。”像当初在当代艺术领域一样，他一直支持个人的自由表达，只是不知道独立电影之后，他又要转向何方。

老栗也一直问自己，晚年自己这样的奔波与坚持是为了什么，他形容是一种悲哀：“我一直在被压上东西来去承担。”看来，“教父”的称呼于他，更多的是一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