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走自己的路 不被“伪西方化”支配

本期嘉宾

邓正来，1956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主编，《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主编，《复旦政治哲学评论》主编，《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科学和指示社会学，侧重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研究。

采访手记

（2012年8月5日 成都）

圆脸宽肩，头发花白，穿一件平常的白衬衫，这就是走上成都金沙讲坛的邓正来。圈子里，他被认为是一位真性情的人，蜚声海内外的学者，又是“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跟他聊天，他淡淡一笑：“个体户，三无人员，在北京叫盲流，但我这个个体户只读书，只做学问，连买东西都不会。”2003年邓先生进入体制内，第一天便当教授和博导，从没当过副教授和讲师。

很多人并不知道，邓先生是一位癌症患者，病源在咽喉部位。本来医生警告他少说话，但他还是坚持教书和演讲。他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超越人的力量主宰着每一个人。“对于一个读书人的一生，在学术追求中终结自己的生命，是最好的离开方式。”他说。

听圈内人讲他也挺有意思：邓先生1978年就读于四川外语学院，实际上主要是在西南政法大学78级听课。当时两个学校的学生同住一栋大楼，每天清晨他借着大楼外面工地上的照明灯读书。长期以来，邓先生不是任何一所大学的教授，却每年有众多来自北大、清华的青年学人来邓先生书斋学习。他给每人制定学习方案，经常在家里举办学术沙龙，以苏格拉底式的方法教书育人。

邓正来转向体制内教书之后，有朋友甚至问他：“你的话语权受到束缚了吗？”他朗朗说，“其实我的立场从来没有变过，只是书读多了，觉得不能简单地把左或者右意识形态化。我更主张的是超越左右的思考。”

实录

尊敬的成都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非常喜欢成都，严格意义上讲我是在四川长大的，在四川待了12年，后来去了北京，现在又去了上海，我对四川非常有感情。我今天讲一下中国法学的问题或者叫做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问题。

世界和中国的两大背景

讲这个问题我想主要有两个大的背景值得我们重视：一个是世界性背景，一个是我们中国的背景。世界性的背景是由全球化时代带来的，简单讲就是17世纪主要是欧洲人建立起来一整套世界秩序，这里面隐含着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比如说法制、主权、民主、公民制度等等。300多年历史就是靠这么一个世界秩序支撑，它的背后有一整套哲学，一整套制度安排。

由于全球化时代到来，使得这个秩序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出现了靠单一主权国家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比如恐怖主义、环境污染问题等等，我们发现世界秩序的概念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出了问题。美国的股票指数早晨跌下去，中国的指数就跌，你不能说跟你没关系，美国的经济打一个喷嚏中国经济就得感冒，完全连在一起了。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就是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也基本建成了，把这30年的故事讲清楚，这30年我们怎么过来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个人观点，这30年的法制就是二元的，立法是一套逻辑，主要是西方来的。司法制度和实践又是按照另一套逻辑。这就是我们30年的背景。所以我们提出了中国法学应该向何处去的问题。

打破“伪西方化”支配

要构建中国自己法律的理想途径，简单讲有两点是我们必须要做的。第一点就是必须要打破“伪西方化”的支配，重新发现自己的问题。我为什么讲“伪西方化”？不是说中国人已经完全了解西方的知识、经验、制度，实际上直到今天我们还只是了解它的皮毛。我们要深入学习西方，但学习不等于拿它来支配，我不反对把西方的经验、知识作为我们思想的参照，但绝不能成为我们思想的出发点。

“伪西方化”对中国法学这30年的支配，你去看中国法学界，只要胆子大的，言必称西方。我读了那么多西方学者的经典文献，从来没有一个西方的学者大师说过他们的制度安排是最好的。但很奇怪，一到了中国，在某些人那里就成了唯一标准，只要不赞同，你就是出问题，让人不再有任何思想的想象力了，你根本不再可能有自己所谓的民族的特性，所有东西都是别人给你安排的。

法制也是，我们一天到晚批评中国历史，说中国人历史上只有刑法没有民法，你想想我们的祖宗不过日子吗，他们不跟别人发生矛盾吗，他们不做买卖吗？没有纠纷吗？他们没有遗产吗？他们得过日子，他们也有啊。结果你发现中国人不把那个叫民法，中国人是用一种不被西方人叫的民法的东西在治理着他们的民间日常生活，经济生活，婚姻生活，怎么能说中国人就没有（民法）呢。

现在大家都说制度很重要，没错，制度是重要。但你拿到中国来就出问题了，就是我讲的把中国弄没了。比如到欧美国家，校园门口开外50米不准抽烟，你放心好了，他的行为就是如此。他们规定餐馆、会场、室内不能抽烟，你做一个调查，100%的人不会在这些地方抽烟。在中国你定规则禁烟，开玩笑，北京、上海不知道实施了多少年了，每天我在餐馆，我上课都在教室里抽烟了。中国人对规则态度是不一样的。

“伪学科化”误读当下

这就是我们要去问的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会对制度采取这样的态度？支撑这种态度背后的中国人的哲学是什么？这才是中国的真问题。你以为制度定了就管用吗？制度用到你身上就用了，用到别人身上就不用了。西方做生意有成本理论，中国做生意，要谈“感情”，要喝，还得喝醉，喝坏身体，还要拍断肋骨。为什么？中国人不懂成本呀？而西方，老爸找儿子借50美金，可能都需要写个合同，签个字。所以适用于西方的规则，未必对中国人适用，我们不能简单把西方的问题变成我们的问题，我们首先得研究自己，寻找中国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第二件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刚才说要打破“伪西方化”支配的目的是要把丢失的中国找回来。我不反对学科化，比如说有法学，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但是这些都是现代性的结果。但“伪学科化”一定出现问题，现在中国法学界有的地方，学民法的不懂刑法，他连书都不看，更不要说懂法律哲学，诉讼法他也不懂。你看，有些当律师的不懂得法理。美国的大法官，欧洲的法官都要写判词的，他们写出来就是一篇精彩的法律哲学，经典文献。但是我们法官不懂，他不学这科。中国的大学生，如果他学政治科学，你去问他政治哲学，他不看的，经济学更不看，关我什么事。这就是现在的“伪学科化”，它实际上把我们现在的中国给误读了。

整体性是转型期重要特征

在今天中国有两点与西方根本不同。第一个就是中国是一个整体性的中国，西方不是，转型期的中国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整体性。诸位想一想，西方的社会是发达的，现代的，它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工业化，现代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它的各个领域的自主性、独立性极其强大，这才产生了强大的明确的分工。比如说西班牙的足球，它的那套制度安排就是体育经济足球经济要求的安排，从队员到俱乐部到教练聘用，到薪金到运动员怎么发展，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

但你到中国足协一看，开玩笑，哪里是在踢足球呀，国家队出来明天要比赛，如果妇联主任打一电话，说张三李四不能上场，昨天晚上在家里打了他老婆来着，果真就不让他上场了。他犯罪你可以抓起来，道德有问题你可以谴责他，这哪儿跟哪儿啊。

中国在转型期它从原有制度脱离出来的时候，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甚至伦理道德都是不分的，整体性是它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它的各个领域还没有发达到都能够自主起来，有自己的独立的一套东西。举个例子，每年过年的时候中国最大问题就是中国庞大的农民工问题，要不要得到辛苦钱的问题。辛苦了一年拿着钱回家，我们的法学家写文章，农民工的权利要得到保障，要加以援助，恶工头、老板要抓起来，政府也是一块儿配合，皆大欢喜。

我支持农民工权利兑现。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是那么简单吗？我们得问这些农民工是谁？他们主要是十四五岁到四十五岁之间的农民，有数据统计是1.2亿，他们拿着钱回去了，向他的兄弟姐妹邻居同学拿着手机显摆，其他人跟着第二年又出来了。留在农村的是什么？老人，孩子，不仅农村的教育垮掉了，最根本的问题是农村被抽空了，农民不会种田了，雇人来种。这个问题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主要是在农村，断掉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权利兑现的问题，所以中国的问题自有它的复杂性，因为在转型期。

忽视共时性是肢解问题

转型期的中国跟西方还有一个什么不同呢？就是它的共时性。西方人比中国人幸运，他们发展是按照自然时间而发展的，比如说先原始积累，然后开始发财了，发达了，再消费了。比如说在原始积累时候，没人告诉他你必须环保；他弄完了发达了，也没有人跟他说你不能乱消费，会有2008次贷危机问题。

我们中国人很不幸，转型的中国就有一个共时性，所有西方人分开来一步一步实行的阶段，在我们这里是同时展开的，就在这30年同时展开了，我们刚刚要原始积累，不可以搞了，你搞造纸厂，污染。你再搞什么，碳排放量太高。等等。

因为这个共时性，涉及你单一学科的研究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在法学界也好，在其他学科也好，你们会看到有两拨人，一拨人专门研究环保，一拨人专门研究生存权。但奇怪的是研究环保的人不研究生存权，研究生存权的不研究环保，这个特别有意思。西方人也这么研究，他有资格这么研究，生存问题他们解决了，他们研究生存权是研究欠发达国家。生存的问题和环保的问题在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都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是同时存在着的问题，你分开研究，是把活生生的中国人给肢解了。

我很欣赏一句话：遥远的田埂上毛毛细雨当中有一头牛，你用一个具像手法画出来，那头牛就是模模糊糊的，它就是复杂的，看不清的，那才是真的。这头牛就像今天的中国，问题要远比西方人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只有深入研究中国转型期整体性和共时性两大特点，我们才能把自己的问题看得更为真切，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然后为世界未来的新秩序作出中国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