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中国电影“装聋作哑” 满足于金钱游戏

2012年07月16日 14:54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余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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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芦苇

人物周刊：当年《无极》遭遇恶搞，你对此愤怒吗？

陈凯歌：坦率地说，肯定是不高兴。就如同人都愿意听好话，坏话一来就不痛快了。但我的表达是真实的。如果我是一个真的工于心计的人，我可能什么都不说，所以我对自己当时的言行，没什么太多的后悔。我还是很感性地表达出来，怎么想就怎么说了。再加上当时我很糊涂地认为我跟大家都平等，但其实可能不是，所以一时间就被妖魔化。大家觉得，你看这人多么强势、多么混账。我觉得我能够很理性、冷静地看待这个事，并不觉得有那么多人都冲着你来，而且有着不可宽恕的敌意。这事让我长了人生的见识，长远地看，对我来说也是一件挺好的事。

人物周刊：恶搞也是当年网络新事物，初次遭遇，肯定特别难适应。

陈凯歌：其实就是相互之间没接上嘛，不在一个服务区里。他做视频也未必是要怎样你，至于某人做的一段视频或者别的，我都会很尊重。他肯定也下力气做了。但我的想法不一定是公众的想法。我也从没见过当事人，完全没见过。我是一个欢天喜地地生活在当下的人。互联网的确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程，它有很多积极和正面的地方，确实也使公众有了一定的发言平台。但我说它也是双刃剑，有利有弊。我自己就在想，网络暴力它是不是跟“文革”一脉相承，中国人好开个斗争会斗争一下。不过那时候是实名制，谁斗你你知道，等“文革”结束这人能过来跟你说，对不起，当时不好意思。但现在谁在斗你你就不知道，很难弄清楚。另一方面，又不能跟“文革”比。我觉得问题仅仅在于，这样的民主权利是否会被滥用？我也不认为所有的事都是因为人性恶，其实也跟普遍存在的不快有关，要在互联网上去发泄掉、去表达。这个情况我觉得还得用宽容的态度去看待吧，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对个体生命给予足够的尊重。

不愿意在黑暗中看一个黑暗的故事

人物周刊：王学圻饰演的沈流舒是当代资本的代表，你对这个角色，是嘲讽更多还是欣赏更多？

陈凯歌：有你说的嘲讽，但我也欣赏这个人。其实从影史上看，有3部电影作品可以与此相参照，第一个就是《公民凯恩》，凯恩是以赫斯特家族作为原型，极具争议性，爱他的人爱死，恨他的人恨死。另一个是《巴格西》，就是开发拉斯维加斯的这个人，他是资本的代表同时又是一个有趣的男人。再下来就是莱昂纳多主演的，现在还没出来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中国也出这样的人物了，我们现在变成了一个资本发达的社会，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代表人物。有人爱戴他，也有人嘲讽他，我宁愿保持他的自主性，让观众去判断和评论。我不能说他是一个坏人，但是没错，我有时候也有善意的嘲讽。所以我说到底还是走性格刻画的老路子，不光王学圻这一个，其他角色也都是。

人物周刊：其他所有角色命运基本都符合传统伦理的因果报应，为何让一个踩着叶蓝秋尸骨的二秘成功上位？

陈凯歌：其实我挺同情这样的人，她要不打倒她前面那人，她永远上不来。她这么年轻，还不算坏，还挺可爱的。无非就是忠于老板嘛。她在网上揭穿叶蓝秋身份，挑起大家参与讨论时有个镜头，就是她冲着叶蓝秋座位的方向笑了一下，我就跟演员陈燃说，你千万别演你是坏人，你得演得好玩。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为了好玩，她不是那么有心计说我一定要害谁。所以我对这个人的判断就是应该格外宽容，她几乎没有什么往上走的可能。真的是因为叶蓝秋出事了，她才成为一秘。我对这个戏里面越年轻的人物越宽容。

王珞丹那个角色也不容易，她是现在80后蚁族的典型代表，而且是悲催的典型代表。我自己希望表现人物或者情节，尽可能地生动，尽可能地真实。但是，真实绝不是我的电影理想。好电影应该有点梦想。莫小渝凭什么荣华富贵不要了，我觉得她受不了原来的生活。丢了工作、没了爱情的陈若兮，说要重新开始、喝个告别酒，都挺有力量的，对吧？然后到叶蓝秋这儿，人家就不解释，我不解释是我的个性，最后自己选择离开，离开了你们全明白了，这是个性。所以你也可以说《搜索》是关于这3个个性都很强的女性的电影。

人物周刊：原著相对黑色和绝望，《搜索》却传递希望，这种故事气质的转向，是出于审查和市场的考虑吗？

陈凯歌：就是看着太难受了。如果你特不装逼地看待今天的社会，你会发现，你不要去提供那些实际上对人们现实生活没有帮助的东西。我们既希望出现伯格曼这样的民族声音，同时也要面对非常具体的现实。在今天这个时代背景下，每个人都面临高度的社会压力和生活压力，你愿不愿意在黑暗中看一个特别黑暗的故事？是否应该主动地去传递一点正能量？我在接触小说后就是这么想的，它还不是审查的事。原著中叶蓝秋在山上被一群大学生认出来，然后大学生把她给强暴了，她因为这个跳了崖。我觉得这个太黑暗了，而且这情节不好，走偏了。

已经去世的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拍的《关于杀人的短片》，我记得我是在欧洲看的，前45分钟我可以说痛恨这个电影，怎么这么可怕、这么黑暗？但到电影后30分钟，完全被震撼。特别是出租司机被吊死，一个人杀人很难，但是政府要杀人就是一秒钟的事，它传达了很尖锐的东西。我不能说拍黑暗、拍这种极端惨烈的生活状态就不对，它有它的价值。但我也认为在今天中国的社会现状下，应该还是传递一点正能量为好。

当年我在威尼斯见到了基耶斯洛夫斯基，我忘了他是《红》还是《蓝》得了金狮奖。聊天时他说这个电影在戛纳上演时，所有记者跟他说，你拍了一个伟大的电影。他说不对，我拍了一部令人厌恶的电影，因为每一个生命不应该是这样消失。作为一个导演公然这样表达，真的需要很坦白的胸怀，我挺受震动。

我不是说以毫不留情的笔触、以毫不遮掩的方式去展示生活中的黑暗就是错的，它应该有它的力量，特别是在我们有如此多的粉饰的状态下。所以我说中国电影现在“装聋作哑”，满足于一种金钱游戏。什么最小？电影最小，电影以外的事都比电影大，应该改变一下了。

鱼还是这条鱼，水不一样了

人物周刊：在这样的环境下做电影，是不是让你很难像从前拍《黄土地》时那样快乐？

陈凯歌：拍电影就是有口气顶着你，就特好玩。就这么扛着，你也就习惯了。现在一切都变了，我知道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拍电影了。回想起来，我们35万人民币、一台面包车、一台轿车，就拍了《黄土地》。走在高山大川之间，面对滔滔黄河，心情很复杂，也很享受，有一种壮志凌云的感受。现在不能了，你拍不了那样的电影了。你也不会以那种方式去生活了。那时大家都那么不在意物质享受，精神上的需求比什么都大，今天都没有了。

但你有理由去抱怨吗？你也没理由，你得接受这个现状，找到重新出发的可能性。这变化太大了，30年一转眼就过去了，物是人非，大家对电影的关注点也不一样了，但是你不能不理解。现在进电影院的观众第一就是找乐，第二就是找点刺激。这时你就得问自己：你现在拍的电影还有价值吗？作为导演你的价值在哪儿？不管中国变化怎样快，首先第一件事你得适应，然后再想怎么往前走。

人物周刊：你近年关注过同学张艺谋的电影吗？

陈凯歌：关注不多。《山楂树之恋》没看，《金陵十三钗》看过。

人物周刊：从前你们一班同学是中国电影最活跃的力量，但今天就剩下几个人还在做电影，你会为此伤感吗？

陈凯歌：世界肯定要变化的。所谓第五代，是特定时代发生的艺术运动，它不可能千秋万世，到一个时间点就要结束，就要换一种新的面目来出现，这都正常。没什么事万古长青，它只是一个阶段的事，我也没什么太多遗憾。

当时我们对世界感受特模糊，但是挺牛逼的，而且不是我一个人，这一帮人都觉得自己特牛逼。谁都看不上，你知道吧。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现在的80后，都不到30。所以年轻人得狂点，你必须得张狂，不张狂做不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