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导演：观念导致贫穷 我更关心城乡互动

2012年07月11日 09:03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黄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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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虎，陕西电视台国际部纪录片导演。2004年以来为国内外多家电视媒体制作系列纪录片共55集，并播出于NHK、KBS、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上海纪实频道、阳光卫视等22家电视媒体。2006年2月，他跟踪拍摄了4年之久的纪录片《生于1977》获得第28届东京影像节优秀作品奖。纪录片《父亲》、《换城》均出版发行DVD。

纪录片《父亲》

高考之后，录取通知书映红了学生的脸，也提醒着即将供养大学生的父母接下来四年的花费算计。陕西农民韩培印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债务往来，更多的时候，他本子上的文字是写给儿子的。“我儿胜利啊，如果没有你的努力，你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

老韩为儿子取了一个好名字，韩胜利。韩胜利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为了帮儿子凑出大学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老韩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凑足了3000元，和儿子一起来到西安。年近50岁的韩培印，成为了一名农民工。当儿子大学毕业时，老韩却希望落空。他发现，儿子的每月工资甚至比自己当农民工的还要低。但老韩依旧自豪地对别人说，“我儿子是大学生！”

以上便是纪录片《父亲》所讲的故事。作为2012“西安亚洲民间影像年度展”的展映影片，《父亲》是西安本土影像作者颇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在看似平淡的父子言谈间传递着炽烈的情感。放映当天是父亲节，在场观众多半是大学生，也有刚刚高考完的学生，很多人看得泪流满面。在映后，早报记者专访了该片导演李军虎，刚一见面，他便递给记者一张DVD——他2011年的作品《换城》，该片同样记录了农民的遭遇。两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为了下一代的命运背井离乡来到城市，为梦想而漂泊。“我很佩服汪峰，汪峰的歌词很批判，但却很主流。”对于纪录片的创作，李军虎大概也希望同汪峰歌词起到的效果一样。

在李军虎的眼里，韩培印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式父亲”。“他用最低成本维持生活，却依旧骄傲、乐观。因为儿子成就了他的尊严。”有人评价，这部名叫《父亲》的纪录片，“像片中所拍的韩培印本人一样朴实、诚恳”。该片曾获得2009年香港华语纪录片电影节冠军奖、法国FIPA国际电视节最佳纪录片提名，并应邀入选多个国际电影节进行展播。

把自己放在观众的角度去创作

东方早报：你和你父亲的关系如何？

李军虎：我是在新疆长大的，我父亲是空军的机械师。我们家和大多数家庭一样，望子成龙吧。他们本来想让我学音乐，因为我妈是个音乐老师。手风琴、管风琴，什么都试过，但都没学成。那时作为孩子的我，比较善于逃跑（大笑），部队大院的孩子差不多，骨子里都比较叛逆。我拍的片子都会给我父母看，刚开始看，父亲会说，这老爷子真不错。等到第二部、第三部，他就会说，呀，怎么都是这种呢？以后不要给我看了！所以，他们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应该抛开学术、理论，把自己放在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进行创作，这是最基本的。纪录片的首要任务是好看。

东方早报：和导演杜海滨一样出身西安。先学画画、后学摄影、再拍纪录片这样的三步走，是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还是越来越低？

李军虎：我和他确实有几分相像。我们的路线相同，可能感受还不太一样。画画很辛苦，费了半天劲，也许都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摄影相比之下就特别直观，快门一按，马上就能传达出思想。后来拍纪录片，加上了声音，画面可以连续，这就是一件更棒的事儿了。你说，是不是要求越来越高了（笑）？但越到后面我越发现，那些技术活儿在纪录片中是没有用的，表达什么才是最有用的。用摄像机和用一支钢笔（去表达），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

东方早报：是不是去农村支教的那段生活对你后来的创作影响很大？

李军虎：我没有上过高中，也没有学过电影，从师范美术教育专业毕业，就被分配当了美术老师。那个时候大环境的标准是，第一选择中专，第二选择才是大学。因为中专毕了业，国家就能给分配个好工作，比如铁路、公交公司啥的，都是铁饭碗。我们班学习最好的同学现在在开火车。

至于农村支教，不瞒你说，不是我情愿的，那时候被鼓励去了偏远山区教书，谁去谁涨两级工资。要是平时，涨两级工资，最起码得在城市小学熬上四五年，所以我们都被激励着去了，很兴奋。我现在还有同学在兵马俑坐落的那个地方当老师。从西安到山里有50多公里，没有像样的山路，去的时候太兴奋了，待了一个星期我就受不了了，太苦。农村没有专职美术老师，你必须得带班，又是班主任又是管理员。一个老师除了音乐，什么都得管。可是再牛的人去了那儿，就都完蛋了。那儿的孩子太好了，他们会咣咣地敲你房门，你一开门，他们手里捧着全是吃的。这种最淳朴的东西，会把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揪住不放。这些对我后来有很大帮助。

其实我拍的这群人是最好拍的，如果你愿意坐下来和他们交朋友，他们马上和你交朋友。不像城里人，要对你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判断。比如我到一个学生家里，他给我炒鸡蛋，一下给我炒50个鸡蛋，我赶紧说，你炒5个我都吃不完，他们说，这是打碎的鸡蛋，他们也要吃。他们不刻意，全都是很自然的流露。后来我还是逃跑了，因为我出生在城市，受不了那样的苦，也觉得这种苦是我解决不了的，我也不愿意再回过头去强调或粉饰那段支教的经历，我比较直，我愿意直视我拍纪录片以来走下的任何脚印，但我不愿意的是以高歌猛进的方式。

东方早报：那为什么还花那么长时间关注农民工？你的系列纪录片《我是谁——农民工子女调查》还跟踪拍摄了8个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子女的生活状态。

李军虎：一方面我也很现实，我认为这是实现自身价值的一个很有效的途径，因为农民工占中国人口很大一部分，农民工为什么要永远和贫穷、落后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些人的问题解决好了，实际上能够解决中国一个大问题。

“最刺激的表达并不一定最贴切”

东方早报：你其实拍的不是农民工，更像是拍两代人的关系，他们和时代的关系。

李军虎：你说得特别对，这就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大家都是农民，任何一个中国人往上翻三代，肯定是农民。西方社会总拿农民问题揪住我们不放，但是我希望带给大家一个真相。这并不一定是某种狭义上的主观判断，往往是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我关心的不是农村本身，也不是城市本身，我更关心的是城乡之间的互动、人在其间的心理变化。我以前学摄影，在观念上有一个视觉积累，基本上用画面叙事，而我对纪录片的理解是，好的纪录片应该点燃观众心里的问题，而不是通过一部片子就能解决存在的问题。

东方早报：除了这些，你的独特性在哪里？

李军虎：纪录片没有绝对真实，每个导演都想体现自己独特的判断和认识，一点点儿地在向理想中的位置移动。我的纪录片里，如《父亲》是贴着人拍的，就像拍我自己的父母，我很了解我自己和我的父母。有些东西我根本就拍不了，比如地震第二天，有人要我去拍，还有钱拿，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因为我观察事件的方法确定了我不能拍摄那样的题材，我会把自己拍疯了，我受不了冷静观察。我对自己太清楚，我看不了杂技，参加不了葬礼，这些都太残忍了。特别是出现杀鸡、杀狗的镜头，我一看就会崩溃。

东方早报：所以有人评价你的片子过于平淡，越到高潮处越戛然而止，你首先放弃了那些会令你崩溃的镜头？

李军虎：我最近的两部片子都是这样，最刺激的部分都让我剪掉了。《父亲》中我剪掉了一段，是结尾，父亲哭了，我没要；《换城》中，有一段是在旧货市场打孩子，我也没要，这个应该去掉才是我的片子。电视台的老师总是在说我，“你为什么总把最精彩的都剪掉了？”也有人很支持我，他们觉得我成熟了。最刺激的表达并不一定是最贴切的。《生于1977》，基本上从头到尾都是冲突，看完虽然很刺激，但是那其实是失败的。纪录片应该是最朴素的表达，如果要刺激，你可以选择剧情片来组织故事。父亲最后没有哭，但是看见《父亲》的人会为他流泪。

保守秘密留下坚强

东方早报：一部纪录片拍摄的成功，80%取决于拍摄对象的选择，你怎样挑选你的人物？

李军虎：《换城》的这两个家庭有我的影子，我随着我的父母去过无数个城市，待过不同的学校，所有的学校都在修建。我小的时候，也是很多家共用一个楼道，父母在楼道里做饭，小孩子们就在楼下玩儿。这就是我生活过的那个年代，所有的片子都有我的记忆在里面。《父亲》里的父亲，是“中国式”的父亲，父亲并不一定要做过多惊天动地的事来体现他的价值。现在我们回想起最牛的父亲是朱自清的《背影》中的“父亲”，那是一个背影，我们每个人心里的背影。大家总想找视觉的冲突，我的影片不精彩，但是十年后再来看看，也许又是不同。

东方早报：换句话说，你的片子戏剧冲突不多，但是时代的冲突很明显。

李军虎：对。有的人一部影片可以解决一个问题，我就不行。我曾经拍过那么多不同的人，出生在城市里的孩子、一家人、保姆、服务员、通过婚姻来换取城市身份的人，我拍了一个大相册。我也曾经拍过富翁，他在拍卖会拍了一瓶红酒，花了18万元，一上车就给我们开了喝了。我当时说，你怎么能把18万元给喝了？把这钱给我，够我拍一个片子了。他当时还笑着对我说，“没关系，我待会再送你一瓶。”我后来就不再拍了，因为那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我记得我和CNEX合作的一年，我的方案通过了，和其他人一起去报预算。我看大家写的都是30万元，我就报个20万元，后来发现所有人都写的是美元。刚好我报的选题是：“为什么贫穷？”那个老外评审就问我，你很穷吗？为什么别人要30万美元，你只要20万元人民币？我还是回答他，就是拿不到一分钱，我也还是会拍的。这不是喊口号，在拍纪录片这件事儿上，我还真不愿意从理论上、学术上说太多，我只愿意去做，能去做我就特别兴奋。

东方早报：人为什么会贫穷？

李军虎：有的人认为是教育，是大环境，我认为不是。我觉得还是观念。这个观念要好几代人、好的教育背景才能扭转过来。

我去年跟着一个农村女孩拍，到最后，身边聚集了一帮城市里的女孩子，为什么呢？年轻女孩当服务员只能赚1000多元，可是去给人洗脚，当然是正规的，一个月可以赚四五千元，还很轻松。当时有很多城市里的女大学生觉得这个洗脚的工作真的不错，就一直干下去了。她们还会留下客人的电话，一个月有的甚至可以赚1万多元。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子，一个月靠洗脚可以赚8000元到1万元，她的世界观能不乱吗？

东方早报：所以你镜头的价值观是？

李军虎：纪录片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秘密”。农民工很容易跟你接触，所以你很容易接触到他们的秘密，纪录片可信度越高、故事越有震撼性，也证明秘密挖掘得很深很完整。但现在很多纪录片作者和拍摄对象的纠纷很严重，原因就是你把他的秘密公布于众了。

回到《父亲》这部片子，之所以把父亲的哭剪掉，就是我为他保守了他脆弱的秘密，为观众留下了他坚强的一面。所以《父亲》的英文名就叫做“勇敢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