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毕飞宇：文学在中国“一脸贱相” 太不值钱

2012年07月02日 08:21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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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毕飞宇不仅在国内屡获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作品译到法语和英语之后，甚至还获了西方文学奖，如《平原》获得法国《世界报》奖、《青衣》的英译本于2008年入围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复评名单，《玉米》的英译本推出后，于2011年获得“英仕曼亚洲文学奖”。

小说家的一生

往往得不到常人的幸福

高方（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以下简称高）：根据我了解，你的不少作品已经被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语种，在国际文坛也有了较大的影响，能不能请你谈一下你的作品目前在国外的译介情况？

毕飞宇（作家,以下简称毕）： 就我所知道的范围来看，整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力还很有限，比较下来，莫言和余华就显得很突出，我不如他们，这不是我谦虚，事实就是这样。到目前为止，法国，或者说法语是我的第一站，我的作品都是从法语开始的，然后慢慢地向四周散发，一些小语种因为缺少汉语人才，直接就从法语转译过去了，西班牙语和土耳其的版本都是这样。波兰和挪威这样的国家选择的是英语转译。到现在为止，我在法国出了六本书，《雨天的棉花糖》、《青衣》、《玉米》、《上海往事》、《平原》、《推拿》，是最多的，其他的语种多少不一。语种大概有二十来个。

高：你和你的作品的英译者葛浩文先生曾经一起讨论翻译问题，你讲到，一个小说家最在意的还是语言的气质问题，最不能接受的是翻译作品改变了自己原本小说的结构和语言风格，改变后“那也许是很好的小说，但它不再是我的”。你是不是很担心你的语言特点在另一种语言中难以呈现？

毕：只要是翻译，就必然存在流失的问题。比较下来，以思想和故事见长的作家流失比较小，语言越是讲究，流失就越大，这个靠常识就可以判断。

我说说我的追求吧，我追求的风格是典雅和纯正，有书面语的特征，也就是说，一方面是自然的，但同时又是“被处理”的。举一个例子，《玉米》和《平原》，写的是乡村与农民，还有口语的元素，但我依旧希望《玉米》和《平原》的语言不要太“原生态”。这么说吧，我不希望《玉米》和《平原》的风格是“乡下人在说话”，而是“作家在写作”、在追求。这并不容易。这里头还有一个语言风格的统一性问题，统一的语言风格可以让作品的内部酝酿出强大的气场，饱满，充满弹性和动感。在我看来，作家所谓的“才气”就在这里。风格一旦不统一，彼此就消解了，作品的气韵一定上不去。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多难，只有当事人心里清楚。反正我是不相信天才的，天分要有，主要还是肯吃苦，肯花大力气。力量有了，再让自己保持在风吹草动般的灵敏之中，语言就会听话，按照你的美学感受自行其是。

我并不担心我的语言风格能否在我的作品当中呈现出来，相反，我反而担心这种风格过于强势。为什么呢？因为我要面对更加复杂的题材选择，———如果我的新作不适合我现有的风格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旗袍好不好？好，风格显著。可是，你让玛丽莲·梦露试试看，她过于饱满的臀部未必合适的。所以，我要面对的不只是风格，还有一个多样化的问题。这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训练，不断地提高。一个小说家什么时候开始满足了，他就死了。

小说家的一生是得不到常人所说的幸福的，“艺无止境”，这句话是真理，也是一条上吊绳，你迟早要被这句话吊死。

高：你对你的作品在另一个国家的命运在乎吗？

毕：我对我的作品在其他语种的命运一点也不担心。我是一个宿命的人，在大的地方，我相信命运。你知道吗，告诉你一个隐私，很不光彩。我在中国从来不打麻将，可是，我喜欢赌场，尤其喜欢轮盘。轮盘吸引我的是什么呢？你永远不知道那个盘子在什么时候停下来。只有命运才能确定。这个比喻很糟糕，却也能说明问题，———作品翻译出去了，它在哪个点上“停下来”，当事人永远也作不了主。随它去吧。所以我说，我只对可以掌控的事情负责，写，这个我可以掌控，翻，我永远也掌控不了。在命运面前，我就想做一个坏孩子：把事情挑起来，然后，自己再也作不了主。我不可能知道命运的咽喉在哪里，知道了我也扼不住它。

作家与翻译家之遇如同一场“艳遇”

高：2011年4月20日，你和法国东方语言学院的何碧玉(Isabelle Rabut)教授在南京大学有过一次谈话，她是最早接触并翻译你的作品的法国汉学家。她在和你的对谈中，她谈到“最难的是翻译的节奏和音乐感”。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毕：语言的节奏和音乐感是最难的，这是何碧玉在翻译实践中的切身体会。作为一个“外盲”，我很同意。节奏感和音乐感也是多出来的部分，对语言的信息量而言，它有催化的作用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可以使语言的信息量疯狂地增长，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一来语言就具备了感染力，可以推动读者的内在，“共鸣“就只这么回事。这正是语言的魅力，也正是文学的魅力。同时，文学翻译的难就在这里，它要求“局部之和”，它更要求“整体”。所以我一直说，文学翻译和“文件翻译”是不一样的，“文件翻译”是翻译，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翻译，文学翻译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翻译，骨子里是写作，一种很特殊的写作。

高：我最近收集了一些有关你的作品英译的研究文章，都谈到葛浩文翻译你的《青衣》和《玉米》（包括《玉秀》和《玉秧》）非常成功，他将小说名《青衣》译为The Moon Opera，《玉米》翻译为Three Sisters，对这两个外文的书名的处理，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

毕：首先我要说，葛浩文的英文翻译是成功的。2011年的3月17日，我获得了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授奖仪式结束之后，BBC的记者访问了我，她的第一句话就说，她喜欢《玉米》的语言。由此我可以判断，《玉米》的英文翻译一定是好的。

但同时我也要承认，把《青衣》翻译成《月亮的歌剧》，把《玉米》翻译成《三姐妹》，首创者是法文版。在西方，《月亮的歌剧》几乎是通用的，只有德语采用了《月亮之魂》，意思也接近。我喜欢这个翻译。把《玉米》翻译成《三姐妹》我有点小小的疑义，因为契诃夫有一个《三姐妹》，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影响太大了。无论如何，等《玉米》在俄国出版的时候，我一定不会让俄语翻译这么干。如果你正在写一本小说，你会起名叫《红楼梦》么？你不会的。

高：我们都知道，一个好的作家，要是能遇到一个好的翻译家，是他的幸运，如罗曼·罗兰遇到了傅雷，安徒生遇到了叶君健，莎士比亚遇到了朱生豪。从个人的译介情况看，你是非常幸运的一个，总的说来，你的作品的翻译的质量不错。能否请你谈谈你和翻译家之间的交流？

毕：十多年前，许钧教授对我说过一句话：“一个好作家遇上一个好翻译，几乎就是一场艳遇。”在我看来，关于翻译，这句话几乎就是经典语句。我在许多场合引用过许钧教授的话。当然也惹过麻烦。有一个记者悄悄问我：“毕老师，你也和女翻译有过艳遇吗？”———这让我说什么才好呢。

你看看，不要说外语，就是汉语的内部，我们在“翻译”“艳遇”这个词条的时候差别是多么的巨大。有人看到了内心的契合，有人却看到了两性关系。生活可爱得很呢。

一般说来，作家和翻译家通常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也就是说，不同的文明。亨廷顿写过一本书，叫《文明的冲突》，当然了，亨廷顿谈的是别的事情，此处不表。但是，文明与文明的对话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

翻译要处理的正是文明与文明的关系。这是翻译责任与义务，也是翻译的价值与意义。误会不可避免。就说《青衣》，在汉语之外，几乎找不到一个和“青衣”相对应的概念。在汉语里，青衣起码包涵了这样几个隐含的密码：女性，已婚（一般说来），端庄，优雅，悲情，痛感。戴安娜王妃完全符合这几个条件，可是，戴安娜王妃是青衣么？不可能是。离开了中国和京戏，青衣是没法谈的。青衣是人物，同时也不是人物，它还包涵了服装、旋律、表演程式、腔调。对汉语之外的世界来说，这是一组神秘莫测的东西，语言学望尘莫及。

但是，一个外国人如果读过《青衣》，了解了筱艳秋这么一个人，她的气质，她的人际，她的性格逻辑和非逻辑，回过头来再谈青衣，一切将会变得感性。在文学面前，感性是重要的，在感性能量的鼓动下，想象就有了翅膀，起码知道往哪里飞。所以，误会和冲突就变得特别有意义，误会和冲突将诱发想象，最终能促成理解。我始终认为，只有艺术、艺术想象可以抵达文明的神秘地带，彼和此都是这样。

我年轻的时候读西方小说，到了性命攸关的要紧关头，小说人物会骂人：“你会下地狱的！”如果你对基督文明没有起码的了解，你会觉得好笑，这有什么呢？人总是要死的，下就下呗。但是，一旦你了解了，你就会知道，这句话太重了，比汉语里“操你祖宗八代”还要重。所以，无论是阅读外来小说还是翻译外来小说，不要轻易怀疑那些好作家，如果你发现他们的作品当中出现了疑问，最好不要从自身的文明出发去想当然，相反，要捉摸对方的思路，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文明与文明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