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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半部《论语》不能治天下 对一切都不抱幻想

2012年06月23日 11:01
来源:新京报 作者: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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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新书《中国天机》在6月的银川书博会上举行了首发。新书《中国天机》共分5辑28章,从旧中国的死亡一直写到今天。全书以史带论,夹叙夹议,有理有据。谈及新书,王蒙表示,自己从小在政治之中生活,也把自己的政治见闻与见解倾注在了这本书中。

“我是中国革命、中国历史的追求者、参与者与书写者。”“中国天机”到底是什么?王蒙说,这本书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从人性和生活,从世界大势发展的角度解读20世纪中国的文明史,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变化的相关问题,这就是“天机”。本报记者与作家王蒙就此展开对话。

谈新书“任何一句话都有25种说法”

新京报:王老,我们采访过你多次,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季羡林曾经说过,他说自己“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你自认为新书《中国天机》做到了吗?

王蒙:我写《中国天机》,觉得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这还不单纯是一个真话和假话的问题。我想把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真实的想法,尽可能充分表现出来。

我有时候半开玩笑地说,我说任何一句话都有25种说法,但是只有一种是最恰当的,因为语言一说出来后,它已经不完全归你掌握,别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这个话,就必然会有误解。

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出风头,我都快80的人了,还有什么风头可出。我爱人三个月前去世了,确实我的目的是把我看到的真实政治经验、政治忧虑,还有政治的关怀、愿望、理念,能够一一说出来。

譬如我希望有某一部分人给我喝彩,那喝完彩又怎么样呢,喝完彩比如说社会上的黑暗现象就减少了吗?还是喝完彩更黑暗了?甚至是喝完彩后你又往里面加进一些情绪化的因子?有时候喝彩它不可能对老百姓,对国家,对社会有真正好处。相反,它会变得非常情绪化,所以我觉得不但要说话,而且要考虑我说话的效果。

我的意思是说,同样是真话,你又有25种表现方式,你要找一个效果最好的方式,要有一个高度建设性的方式,但是我要想说话,我一定要说出来,我死活要说出来。

新京报:《中国天机》书中229页写道:“一个只有中华文化才会有的说法,有些事要说也要做,有些事先做着看看,不必急着说。国企的改革,还是要大讲特讲,但是讲讲别忘记也就行了,这就叫心照不宣,这就叫天机不可泄露,”这个是不是你总结出的“中国天机”的一部分?

王蒙:这不是我总结出来的,这是某位领导同志总结的。

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写悼念谢非的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是这样说的:谢非同志告诉我,你好像很致力于改革,这是好的,但是你说话太多。你要知道有些事就是要先做但不要说,有些事一边说着一边做,还有一些事你先说着,不一定急着做。

谈做官“第一有独立性,第二有依附性”

新京报:你的书基于个人生活经历以及对国家政治发展过程的观察,你曾经做过文化部的部长,从政的这段经历,对在书里面写到的自己窥破中国“天机”,起到什么作用?

王蒙:当然,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来说,这是很重要的经验,而且这个经验是别人得不到的。一位台湾背景的朋友说,我不知道王先生原来是中共党官,他还在用这个词,咱们都没这个词了。

我是在基层呆过的,我最早的时候在北京的区里头工作,第三区,那时候做过很多各种具体的事。所以我接触生活还是多。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个人和体制之间的关系?你认为自己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还是有一定的依附性?

王蒙:第一有独立性,第二有依附性,都有。为什么呢?1945年我还没有满11岁,1945年秋天,我很偶然又很准确地就和北京地下党建立联系,然后我就拼命地从他那里读那些左翼书籍,包括毛泽东的著作,还包括苏联的那些小说。那时候我不能说我11岁,我已经有非常独立的判断的能力。

相反,1945年以后,全世界左翼思潮处在一个高峰时期,由于二次大战苏联胜利,以及暴露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二战后像法国、意大利共产党的膨胀、发展是咱们现在的人根本不能够想象的。

新京报:包括德国也是。

王蒙:德国也是这样,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也是大批的喜欢左翼。我得到的这些知识都是从左翼的思潮这边来的。当时很简单,1945年以后,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了,我是随着这个走的,我是全心全意,十几岁就每天在那画地图,研究解放战争形势,我像吸收《圣经》一样地吸收所有关于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宣传、理论小册子,以及解放区的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说我依附,当然依附,今天我做的很多事情也是离不开这个体制的。

[责任编辑:吕美静] 标签:天机 论语 中国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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