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总以“反传统”为时尚使感知系统扭曲

2012年02月22日 08:33
来源：东方早报作者：薛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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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见过的许多文史教员，常常非腐即酸。腐是他们口中的中国传统迂执不化，半点不新鲜；酸则因为中国文化百年衰颓，这班人要不过卑，要不过亢，尤其面对数理学科，他们总缺乏一种如实的自知，以及从之而生的健康的自信。

我最近认识怀仁。怀仁清华本科毕业，接着念北大，后又留学牛津，现居德国。在世人眼中，多半会认为她是个极其顺遂的天之骄子，至少，许多人会羡慕她的学习历程。但事实呢？

她对我言道，清华本科时，苦不堪言，始终就想着要如何跳离那种“被机械、仪器和自动化所充斥的生活”，甚至还“闪念过退学”；对她而言，当时所有的课程，都极感“疏离和痛苦”，因为，她觉得，那些学习，“都和生命无关”。大学五年，究竟她想做什么，其实很不明白；但不想做什么，倒是极为清楚——就是“绝对不要做一个工程师”。所以，有回她与一位文学社的朋友自嘲，彼此都是清华的“败类”，都是那个“理工帝国”的“败类”。

我听到她提清华“败类”，不禁想起了一桩往事。那是我念台大历史系时，才大一刚开学，系主任说，一回，（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开会，有位理工科教授提到人文学院的学生整天东晃西晃，成日优哉游哉，感到极为不齿，于是，在“气愤”之余，竟脱口而出，骂这些文科学生，都是“人渣”！我还记得，当时系主任讲述此事，神情愀然，极为肃穆，无非想激励我们认真学习，免得再让人瞧不起云云。当时，我在台下听着，觉得十分好笑；但看到系主任如此认真严肃，不好意思煞风景，就只好忍住不笑出来。

现在看来，怀仁读本科时轻易就产生的对生命的困惑，也就是一种生命的真实感，有些人即使年纪再大，都可能完全漠然。但是，这些后知后觉甚至不知不觉者，竟然还可以有如此强烈的优越感，可以理直气壮地骂人“人渣”，说来，实在骇人，但也确实好笑。

这些后知后觉者，对于生命之所以少了起码的真实感，是因为他们的“感知系统”整个都出了问题。我后来才知道，不只是他们这些人，其实是我们整个时代的主流，某些“感知系统”出了大问题。

这问题，也困扰了我好久。

话说，我自己读初中时，数理还行；有一回，还代表学校参加了两星期的科学研习营；但才刚读高中，我就直觉到好像不是那回事了。高中我读台南一中，据云，那是一所以数理闻名之名校。我乡下出身，平常家中二老要不在建筑工地，要不就在烈日下的盐滩，忙着生计，几乎不管我。还记得，高中新生报到那天，我诧异极了，因为赫然发现，竟然会有家长陪同报到，而且，还是那么多！“他们不是已经读高中了吗？”我瞅着那群家长，既新鲜又狐疑，一会儿，我就清楚地感觉到，在这些家长的眼神中，似乎，都有一种类似的期待，约摸就是三年后又要带着子弟到某某医科（台湾医生收入极好、地位甚高）或是某某重点大学电机系注册报到，如此云云。那时，若真要算实岁，其实我还未满十五；但是，那一旁的熙熙攘攘，却委实已离我迢迢远远。

高一时，全班人数五十四，外头补习数学者，倒有四十六。寻常同学谈论着各家补习班，比较高低好坏，我睇视一旁，只觉得他们言语乏味，内容简直无聊。但再无聊，再烦闷，仍然是在课堂上。高一整整一年，不管是国英数，还是史地公，但凡在课堂上，尽皆索然。

高二开始分组，南一中的文组一向冷门，我那届，尤甚。我父母不识字，对于选组之事，没啥意见，我就擅自决定。我那时仍懵懂，但对于身旁同学将数理看得那么重要，却着实反感；而且，我也直觉到那些学科与生命实在有隔，念着念着，就是不感真切。于是，我选了文组。高二上学期，全年级有二十班，千余人，但文组却只有两个班，合计六十四员。那时，班上人丁三十二，又粗粗可一分为三：曾在理组留过级者，居其一；自知念不了理组者，又有其一；而后，难以归档、无以名状者，终亦有其一。如此三分天下的高二文组，颇似南一中之“放牛班”。人人各自忙着跑野马，鲜少有人留心教科书，学校也不太搭理，真是相忘于江湖。这很合我的脾性。于是，高一的窒闷，倏忽解脱大半。这当然得力于“放牛班”的自由空气多流通，亦由于多有同学声息可相通，再要感谢的，是我们的国文先生李幼珍老师。

我上李老师的课，不时会昏然打盹，且又不肯老实背书；她也不客气，高二下便将我的国文给当掉。这真是好。那时我年轻气盛，有种莫名其妙的傲岸，也从不认为她多有学问。但是，众人对她仍多有好感。这好感，是缘于她有一种新鲜与自信，而这，在一般文史教师身上极不易见。我曾见过的许多文史教员，常常非腐即酸。腐是他们口中的中国传统迂执不化，半点不新鲜；酸则因为中国文化百年衰颓，这班人要不过卑，要不过亢，尤其面对数理学科，他们总缺乏一种如实的自知，以及从之而生的健康的自信。

这种言语行事的新鲜且自信，我也曾在某些数理老师身上看到，但李老师又与之不同。除了不酸不腐，她且又传统底蕴深，厚实安稳，完全没有一般显风露头之徒那种假自信的轻佻。

换言之，当时的好感，是因为她这人的质地与其背后的中国传统毫无反差，完全不见扞格。换言之，她的人和她的中国文化相称极了，几乎可说是，严丝密合。

“五四”以来，年轻人但凡稍涉学问，便极易以反传统为时髦，更易以现代西方为时尚，尤其“科学主义”，更让一代代年轻人的“感知系统”扭曲，使得他们对真实生命有种骇人的漠然。然而，我后来不敢对传统轻蔑以视，也不以趋新崇洋为务，稍后甚至还因对传统的好感而进了台大历史系，凡此，多少都必须感激高二那年所感受到的那种新鲜、自信、厚实与安稳，以及那种生命和学问的严丝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