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文化主体性：崔永元翘慈善年会为农民工主持春晚

2012年01月21日 08:03
来源：人民网 作者：卜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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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最光荣”，在“打工春晚”发起者“北京工友之家”来看，这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其总干事孙恒在多个场合强调，“光荣”要体现在劳动者是否有尊严。在他们印制的2011年的机构年历中，“劳动者最光荣”被阐释为“劳有所获，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如果没有这些社会保障，进城打工者的劳动就不是光荣的。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2亿多进城打工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很多贡献被表现为经济增长的数字GDP，但掩盖了那些“看不见的贡献”。1995年北京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时，我读过一篇名为“看不见的贡献”文章，至今记忆犹新，是讲妇女的家务劳动被忽略了。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大量进城打工者的付出同样被忽略了，诸如：工伤、残疾、全家两地或多地分居、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农村逐渐衰落破败等等，这也是“看不见的贡献”或是发展的代价。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打工春晚”中，“家”、“家乡”、“爹娘”和“亲情”会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晚会中，孙恒献上一首几乎人人都会唱的歌曲《想起那一年》：“想起那一年，我离开故乡，离开生我养我的村庄；今夜梦里面，我回到故乡，回到妈妈温暖的身旁……”；苏州工友家园合唱团唱出“这里不是我的家乡”：因为“这里的夏天没有闪烁的萤光，这里的秋天没有金黄金黄的稻香”，歌者还有一段关于思考打工生活的RAP：“哦！打工的人儿，飘泊的心！是什么让你甘愿把故土收进行囊？把思念藏在心房？哦！打工的人儿，麻木的心！是否你已把嘲笑看做生活的习惯？把冷眼当成家常？……”深圳重D音乐队则根据许多创作的《北京北京》，喊出了“深圳有没有我的家”的疑问，而这首歌词来自一位打工者来子的诗歌：“北京好大好大，北京好冷好冷，北京也好热好热，北京没有我的家”……。这种想家真的与央视春晚不同，这里没有轻飘飘的《常回家看看》，而是充满深情的沉重的诗歌《打工时代》：“打工时代，象延伸的工业区一样，我们延伸思念，你们是否如我思念半岁的女儿一样，思念成疾。背井离乡的痛苦，在这个时代汇积成海，有多少个失眠的夜晚，我们三亿打工人一起失眠。和故乡亲人的眺望——十指相连……”

与“家”的主题相联系，“打工春晚”还有小品《在城市安个家》。出演工友妻子的演员是王晓肖，是北京工友之家儿童项目组的工作人员。她正在怀孕，不用化妆，不用任何表演，她脱口说出的期望是“将来孩子能在爸妈工作的地方考大学”，这就是她的生活。剧中另一人物由业余时间爱好写诗的郝志喜，他的愿望则是“扮演变成蜗牛——到哪都有房子住。”这个小品是由晚会总导演王德志创作的，同时，王德志还创作了并出演了有关讨薪的相声《我要报仇》。由于王德志的坎坷经历和展露出来的文艺才华，在主流媒介中，他常常被建构为怀抱着央视“春晚梦”的“皮村郭德纲”，而我们认识的王德志则是立志发展工人阶级文化的先锋之一。在2009年1月3日举办的“劳动文化论坛”上，王德志曾阐述了他对发展工人阶级文化的四点意见，包括要建立工人文化的标准等。“打工春晚”正是践行工人文化标准的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要反映并思考工人的生活，我们为什么受到户口的限制？我们如何去讨薪？我们为什么成了老板的机器和金钱的奴隶？要做什么样的改变我们就会拥有有尊严的生活？同样引人思考的节目是来自新工人艺术团段玉的歌曲《我的名字叫金凤》，进城打工者通常被称为“农民工”，女性则被称为“打工妹”。在一次劳动文化论坛中，一位工友说，我不喜欢别人叫我打工妹，老板经常说，“你不就是一个打工妹吗”？段玉则在这首歌里挑战似地反复唱道，“我有我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就叫金凤”。

让劳动变得没有价值的社会不公还有流动工人缺乏社会保障，所以，在“打工春晚”里，我们会听到许强创作的诗歌《打工时代》：

我们的身影，像一只蚂蚁一样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又像一粒尘埃一样，最后，什么也看不到了

我们只看到自己的双手长满的厚茧

我们只看到自己的胸片上长满的尘肺

……

最后，我们什么也看不到了

我们只看到自己老去的青春

我们只看到自己破败的故乡

最后，我们什么也看不到了

我们只看到自己，在曾经挥洒了几十年汗水的他乡

变成无人认领的，白发苍苍的孤儿……

这种社会不公也涉及打工者的子女，所以同心学校的孩子们在这里也唱响了《打工子女之歌》：“我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我们彼此都来自四方，就像兄弟和姐妹一样，那红色的旗帜在心中飘扬，我们在这里成长！”孩子们的嘹亮歌声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不可想象的是，当大家激情澎湃地唱完《劳动者赞歌》，崔永元和沈金华已宣布“打工春晚”结束以后，演员和观众并没有离开，一开始是大会的热烈讨论，而后是自动分成的小组讨论，从艺术的标准、内容与艺术的平衡到如何宣传工人文化等等，现场在结束后仍然热火朝天。一位老工人与我攀谈，他说他是这里最老的工人了，进京打工33次，他认为，“打工春晚”表现的工人苦难不够多。木兰乐团的演员解释说，苦难可以通过痛哭来表现，但也可以通过诙谐来表现，《疯狂的清洁工》就是用诙谐来表现的。孙恒则解释说，我们要面对苦难，同时还要寻找力量，我们不是要诉苦，把自己变成“受害者”，我们也有改变社会的力量。我问这位老人，你认为最大的苦难是什么，他说是“孤独”……老工人的话也督促我们思考，这个“打工春晚”有什么用？工人的文化艺术有什么用？新工人艺术团的姜国良创作的歌曲《不再迷茫》则可以给我们一种答案：“心不再孤单，自信就是力量，让我们的歌声在这里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