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消费、新穷人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吉林出版集团 2010年6月

数据A：每天消费2~20美元就是中产；数据B：生活日成本低于1.25美元属极端贫困

□ 徐 瑾

如今，随着全球化与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时代更迭造就社会结构重构，观念亦随之嬗变。按照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看法，穷人的意义与形象也在开始微妙而巨大地起着变化。

在过去，社会成员中的成年人都要投入生产劳动的社会，甚至包括儿童，这导致社会到处是生产者和就业者，穷人往往是其中一员；在如今，社会在技术与劳作积累巨大财富之后，过剩成为主题，从生产到产出都不例外，这是一个“生产任何事物不需要庞大的和正在增加的社会成员参与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消费者居多的社会，整个社会的生活规划是以消费者选择也主要导向，以往以劳动、专业技能或者工作而建立的规划已经不再适用。

到社会从生产者社会变迁过渡到消费者社会，社会主体的变化也意味穷人角色定位开始不同，新时代下穷人概念甚至可能诞生一个新的阶级：“新穷人”——他们的身份不像过去那样意味着失业，而是意味着“有缺陷的消费者”，他们甚至丧失了作为“劳动后备军”的往昔身份，“无用性”大为凸显，这个社会给予他们的发挥空间更少，使得他们要改善自身社会地位更为困难。

无需理念上梳理，从穷忙族、房奴、蜗居、蚁族、啃老族、月光族等系列社会名词中，我们可以从身边感受到作为贫穷意义的扩大与重构，今天的穷人并非没有工作，却和过去的失业穷人一样遭受着痛苦。对此，鲍曼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穷人”在今天“遭受了以往的穷人所遭受的一样苦难，不同的是，他们不能或者没有试图把苦难变为公共的共同关怀。”

换言之，在一个“我消费，我存在”的社会，如果不是一个合格的消费者，个人欲望满足的欢乐也无从说起，即使社会普遍财富得到提升，但是地位之间的悬殊却仍旧有如鸿沟：“人们确实拥有的东西，在与有钱人那种咄咄逼人过度张扬的奢侈消费相比之下，也被玷污、显得寒酸、相形见绌。”

鲍曼可能是当今在世社会学家中对于现代性问题最为敏锐也最负盛名的一位，他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不仅考察了现代社会中这一历史变化，而且试图寻求解决结果，比如鲍曼期待能够赋予工作伦理一个新的意义，使其与当今一些发达社会的既有条件更加吻合，可以更为人性化地改善穷人的处境。

前段时间，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一个中国中产阶级数据引起网络哗然大波。该行一份《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据其提出的标准来估算，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为8.17亿。理由何在呢？原来该报告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是每天消费2~20美元的人群，那么照这个标准，2008年亚洲的中产阶级占亚洲总人口的56%，为19亿人。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的标准，生活日成本低于1.25美元的人群划归到极端贫困线以下人群，那么每日消费两美元的中国中产意味着什么，这样的中产不啻也是“新穷人”一员。

亚行的报告引发的反弹也映射出某种集体心态，如果大多数人都普遍自觉陷入贫困，这恐怕不是仅凭个人奋斗之类神话就能慰藉焦虑的社会情绪——正如鲍曼所言，穷人总是与我们同在，穷人如何成为穷人、被看做穷人以及多大程度上成为和被看做穷人，取决于我们（既非贫穷也不富有的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和其他人如何赞许或者反对这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