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多元化的价值环境里，在各种娱乐至上、消费至上、物质至上的风尚中，讨论文学的立场，可能会产生某种误解。但是，我们依然坚持，文学是有立场的。更确切地说，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立场的表达，既无法放弃，也回避不了。承认立场、正视立场、积极自觉地选择立场，是文学得以存在和辉煌的根本之道。

文学的本质属性决定文学难逃立场。文学以审美的方式，蕴含诸多观念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文学来源于生活，是生活的反映，在这个反映过程中,所表达的作者的主观化、个体化的思想和认识，本身就是立场的选择。无论怎样躲避或掩藏，只要表达，立场就贯穿其中。

从创作者的角度讲，任何作品都是在一定的主观目的支配下创作完成的。作者之所以要创作，就是要表达思想和情感，表达对世界和人生的感悟。哪怕就是所谓的心理宣泄，也是一种由无意识到潜意识再到自觉意识的自主表达。对此，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就从不掩饰：“回顾我的作品，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写的书毫无例外地总是没有生命力的，结果写出来的是华而不实的空洞文章，尽是没有意义的句子、词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话。”而一旦拥有了明确的目的，奥威尔便笔下生花，写出了《一九八四》、《动物农场》等一系列符合他自己立场、并受到同立场人士追捧的作品。由此可见，目的就是立场。对于创作而言，创作者所秉持的目的，是娱乐还是教育，是认识还是审美，是要张扬什么还是要否定什么，要证明什么还是要驳斥什么，目的一旦确定，作者就站在了一个既定的立场上。比如，娱乐目的倾向于消费，教育目的倾向于启蒙等等，立场与目的相伴相生，彼此依存，无法分割。

有些人刻意追求所谓“零度写作”。这是个伪命题。不具任何立场、不带任何倾向、绝对客观的“零度写作”没有可能。文学创作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再现。进入文学作品中的客观世界，写实也好，想象也好，虚拟也好，都是经过作者主观化处理的世界，它就是作者文学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再现。“零度写作”的荒谬在于，它企图遮蔽文学创作的主体投入，假冒一种纯客观的样子，好像作者的主观选择是随意的自然选择。事实上，主体的介入，是文学创作的前提。“零度写作”用一种貌似客观的冷静笔调，遮掩作者的立场和判断，营造一种“真实化”的假象。其实质是，作者的立场和判断以更为隐匿的方式暗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目的是让受众无意识地接受作者的立场。此类作家刻意制造的搁置价值判断、追求中性叙述的表象，只是一种障眼法而已。更进一层说，这种“无立场”本身就是立场。目的无非是消解诗意与崇高，解构理想和追求。文学以感性形象表达思想，在塑造形象中，作者可以内敛自己的情感，追求“润物无声”的效果，这是值得肯定的美学追求。但是，假借“零度写作”之名，混淆立场、放弃立场、逃避担当，则必然走入误区，创作难有出路。因此，就连最初提出“零度写作”概念的罗兰·巴特也无奈地承认，即使如海明威、加缪那样所谓“透明”的“零度写作”，也在体现着某种倾向，没有倾向的写作是不存在的。“零度写作”的肇启者最终否定了“零度写作”。

“纯文学”是回避立场的另一种借口。当下一些自命为“纯文学”的写作者，以解构文学的正当功能为目的，放弃对作品内容和思想的提炼，专注于表现手法的翻新，“为文学而文学”，同样也是偏颇的。优秀的作家可以并且需要有形式的自觉，但是不能藉此走向极端，坠入形式主义的泥淖。作为文学史上的一种理论思潮，形式主义自有它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偏执地认为文学的本质就是形式，一切文艺仅仅只是手法和技巧，完全否定内容的价值和意义是荒谬的。内容与形式是文学这枚硬币的两面，彼此无法分开。所有的内容当然都需要一定的形式来表现，更为根本的是，形式都必须表达内容，独立的形式是不存在的。内容都可以脱离形式而存在，而所有的文学技巧脱离了内容则一定走向死亡。文本的形式必须与文本的内容、思想互相契合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成为“有意味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形式也是立场，是价值的判断。任何一种经得住时间检验的艺术形式，都是时代意义上的，脱离时代或者与时代相背离的艺术形式终究要被历史所淘汰。文学可以“纯”起来，具有自己独特的形式，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立场。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更加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更加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价值追求上。有意义的写作不是在寻求一种新的形式，而是在明确地寻找一个新的世界。纵观古今，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仅仅依靠形式而成为经典。

既然立场是文学活动中的一种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一些人喜欢它就得以彰显，也不会因为一些人逃避它就消失不见，那么，与其无视立场、回避立场，最终导致立场的迷乱，毋宁积极坦然地正视立场、选择立场，变被动为主动，由自发到自觉，坚守正确的文学立场。

今天的文学应该坚守怎样的立场？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文学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大众的立场，以文学的形式表达人民大众的文化主张、价值诉求、理想愿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在建设世界、建设生活的伟大斗争中，凝集了无数美好的理想，经历了无数喜悦和辛酸，他们创造生活，也创造自我。正是这种创造，成为一切文学的不尽源泉。文学的正途，就是要以自己的方式书写人民的理想、人民的创造，使文学成为人民的文学。植根于这种生活的文学家，当然是这支伟大队伍中的成员。作家本人的生活阅历，对人间万事的深切感悟，理所应当地成为文学创作的给养和素材。但是，这些经验性的给养和素材，必须放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中淘洗凝练，有所取舍和提升，辅之以形式上的艰辛探索和表达，写作才成为“文学”，文学才具备坚实的根基，才拥有不竭的动力，否则，无论多少花样翻新，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须否认，今天的社会生活中还有许多丑恶现象，浮躁之风、欲望之惑还大有市场，生活距理想也还那么遥远。面对如此现实，就更加需要文学勇敢地站起来，赋予自己更加高远的追求，以自己的力量，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对人生、对社会，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是非凡的，它能够陶冶情操、洗涤心灵、净化灵魂，它能够给这个世界以永恒的生命。我们不需要落在生活之后描摹呻吟的文学，而是需要引导人生、推动时代的高翔的文学。

当然，对文学立场的重申和对文学现实担当功能的强调，并不是要文学重新回到工具论的老路上去。文学不是工具，既不是政治宣传的工具，也不是赚钱牟利或者自我宣泄的工具。但无视文学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引领社会风尚的功能，是错误的。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社会性话语产品，关乎世道人心，关乎国之昌运，必须有所担当。创作本身是一种极个体化的行为，熔铸着强烈的个体本征，但是，一旦作品交付给社会，进入思想和文化视域，成为广大读者审美的对象，它就拥有了公共性，它的意义就不再仅仅是个人化的。私人话语可以为“文”，但绝对不能为“学”。文学只属于社会。文学创作应该面向历史，面向时代，反映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诉求。有出息的文学家不能把自己幽闭起来自说自话、无病呻吟，更不能通过廉价的欲望展示来满足某些低级趣味。惟有如此，当下的文学才能够于乱象之中开辟新路，重获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