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特约评论员 熊丙奇

7月7日，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一事，《中国青年报》刊发一封由63名中外学者签名附议的公开信。在这封写给清华大学及汪晖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信中，学者们称：“为对汪晖教授负责，澄清这一争议，我们联名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迅速答复，履行职责。在组成调查委员会时，应邀请贵院、贵校之外的学者，乃至海外学者参加，公示委员会成员名单和调查结果。我们同时要求，调查结论以及各委员投票意向最终能公布。”

上述公开信见报两天后，7月9日上午，一封由近百名海外学者联名写给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的信在凤凰网发表。这些学者在联名信中称，他们在汪晖的著作中没有发现任何剽窃现象。

有网友据此评论，学术打假现在变成了打“群架”，而且，从打“群架”的阵容看，“挺汪派”的势力似乎要更大。从后一封信表达的内容看，其联名者可以确认是“挺汪派”，但“挺汪派”（以及一些评论者）可能没有认真阅读前面63位学者的联名信。这封信所表达的内容，其实并非“倒汪”：联名信没有对汪晖博士论文是否存有抄袭行为做出任何判断。严格说来，反而是“挺汪”，是在给汪晖指明一条证明自己清白的正确路径。要知道，靠几个或者几百个人，甚至上万人写信来证明汪晖的清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对于所有学术抄袭、学历造假之类的不端行为，正确的处理路径应该是，由独立的学术调查机构进行调查、听证，并基于调查的结果，做出初步处理。对于初步处理结果，当事人可以提出申诉，相关机构可进一步组成独立的仲裁委员会，针对申诉意见再进行独立的调查、听证，最终再做出处理。依这样的程序而论，63位学者发出联名信之举是合适的，而随后近百名海外学者的联名信却想绕开这种程序，对汪晖事件的性质做出认定。

所以，我们特别关心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态度。令人遗憾的是，在63位学者的联名信之后，这两个单位均未直接回应。而针对上述两封公开信，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于世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清华大学历来十分重视学风建设，学校非常关注学术界对于此事的讨论。对于校方是否会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介入此事的问题，于世洁未予正面回应。看来，清华是想看“打群架”的热闹，而不愿意进行“居中调节”。

眼下的问题是，如果清华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接招”，汪晖事件的走向会是如何？会不会最后“打架者”累了，就会慢慢散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将是我国大学学术管理的悲哀。就在汪晖事件还悬而未决、持续升级时，上海大学教授、知名学者朱学勤早年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又被指存在抄袭嫌疑。目睹此情此景，对于中国教育与学术的未来，人们无不充满忧虑。

为扭转这种情况，我们有以下建议：

首先，我们希望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会的委员们，能以负责态度启动调查程序，而不能等待行政领导的指示。从学术管理角度说，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应该是独立运作的学术权力机构，不能受制于行政力量。

其次，如若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始终冷眼旁观，建议“教育部学风建设协调小组”积极介入协调。去年11月，继上一任教育部长周济宣布对学术不端“零容忍”之后，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上任不久即对高校学术不端再出重拳，成立“教育部学风建设协调小组”被认为其所出重拳之一。据报道，教育部学风建设协调小组下设社科类学风建设办公室和科技类学风建设办公室，其主要职责包括：受理直属高校学风问题举报并组织对重大学风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提出处理建议等。清华大学属教育部直属高校，当在应受协调之列。

其实，依靠行政力量来处理学术不端，来了断学术“打群架”，已是下策。从我国学术的健康发展看，唯有寄望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推进学术自治，教授治学，恢复高校学术共同体而非利益共同体的本色，才是根本途径。上月底，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已经通过审议，依照此前发布的纲要文本，我国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那么，落实《规划纲要》，必须有现实的行动，我国大学应该围绕当前的学术不端处理，着手建立新型的管理制度。否则，对于《规划纲要》的前景，公众将难有信心。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