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派系之争”？

王彬彬的抄袭说并未让另一部分人信服，尤其是汪晖的学生和支持者。在豆瓣汪晖小组上，汪晖的粉丝自发收集支持汪晖的言论，或是对王彬彬在文中的抄袭证据进行反证驳斥，甚至翻出王彬彬旧作指其文中也有相同问题，其中也不乏言语攻击。抄袭说并不能撼动汪晖儒雅的学者形象，以及课堂上常常座无虚席的影响力。

《反抗绝望》三联版的编辑舒炜在《“王彬彬式搅拌”对学术的危害》一文中也对王彬彬的文章给予了回击，并就参见式注释做了具体解释。王彬彬对此未做回应，网络上的混战依旧持续——有网友指责王彬彬翻出20年前的旧账是别有用心，动机论也浮上水面，各种猜测和争论让这个事件渐渐超出原本的探讨范围。与此同时，豆瓣上的读品、汪晖小组也就各自立场展开激辩，内容从抄袭是否成立延伸到南北暗战、派系之争等问题上。

王彬彬坚持认为，这是学术界的事，希望限定在学术界内部讨论，里面有很多规则学术界的人心知肚明，但跟公众解释不清到底什么是抄袭。“我批评的人多了，为什么批评汪晖就被认为是南北派之争呢，我不是针对汪晖个人，我对他个人没有意见，这个问题是提给学术界的。”

尽管如此，令他不解的是，为什么批评汪晖就会引来如此大的争议。王彬彬坚称，自己不属于任何派别。但他还是被人为地归为自由派，与汪晖所代表的新左派进行一场所谓的派系之争。而作为舆论眼中的“新左派旗手”，汪晖久居舆论的漩涡中，一举一动都能引发争论，这一次也不例外。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阵营新左派与自由派之间曾爆发过一场被称为“世纪之交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的论战。这场论战本身就颇有争议，新左派一方并不认同这个名称，而作为新左派领军人物的汪晖也更倾向把自己定义为批判知识分子。学者许纪霖在后来的一篇对于此次论战的反思文章中这样评述：“与以往的意识形态论战所不同的是，这次争论的双方都是80年代以来从事启蒙的知识分子，曾经是改革和开放最坚定的拥护者和鼓吹者。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发生了深刻的分歧，并展开了全方位的论战。”论战的焦点集中在社会分配的公正性上，双方对于腐败根源也存在分歧。最后，双方都未能获得实质性的收获，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尽管没有真正解决，却对日后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

巧合的是，汪晖在其2000年出版的《死火重温》一书中曾写道：“文章成为‘事件’，却没有真正的论敌。因为他们并不把它当作文章来对待，而是看作某种象征。”眼下，汪晖自己的文章又变成了一个公共事件，而事件似乎也被看作某种象征了。

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80年代的学术规范的确没有现在严格精细，但是抄袭和学术失范还是有本质区别的。王彬彬觉得，学术规范越来越严格，反倒说明现在的学风越来越有问题，在他看来，1980年代的学风更为严谨，“当时有人抄袭了，杂志社除了退回稿费，发更正声明，还要向被抄袭方道歉，抄袭的那个人也跟着消失了。”

学术生态环境的变化一步步拷问着学者治学的道德底线。接受采访的大多数学术界人士都认同一点：现在的学术生态很糟糕，“一团和气，拉帮结派，功利化”。除了学者本身存在问题，他们扎根的土壤是否也出现了变异——在学术之外，学者们也承担着外人所不了解的额外负担，而这也是“抄袭事件”之所以屡见不鲜的根源之一。

学术界的“中国模式”

某重点大学青年教师杨欣雨对于学术圈里的各种新闻已经视觉疲劳，这次也不例外。作为圈里人，她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远比观望这样的新闻重要得多。

过完年之后的这几个月她忙得无法喘息，一篇指标下即将到期的论文待产，一本系里安排的教材有3章处在资料阅读整合阶段，每周还要赶到位于半个多小时车程以外的大学里给学生上3门、总计10多个课时的课程。很多个黎明她都是在熬夜备课或者赶论文中度过，天亮之后又直接出门上课。

刚工作的时候，杨欣雨曾以自己感兴趣的新兴研究课题在系里开设过一门选修课，学生反响热烈。那是她最有成就感的一段时光，“觉得是把自己研究的东西传授出去了”。第二年，这门课渐渐让她不堪重负。第三年，她悄悄要求在选修课表里撤下这门课，有学生发邮件来问为什么没有这门课了，她说自己太累了。

“很多青年老师并没有感到作为学者或者教师的尊严感，相反，更多的是压力。”杨欣雨所在的某系教授说。

在杨欣雨任教的大学里，每位老师一年必须完成的课时量将近300个，相当于每学期要同时接手两到三门课程，一年至少完成五六门的课程量才算合格。此外，学术压力也从来没有减轻过。老师的学术压力来自论文的发表状况、课题的申请以及科研的到款率等诸多方面，这些直接与他们的考核、岗位聘任、职称挂钩。

在华东某省级重点大学里，教师的岗位是3年一聘，如果3年内考核不合格就会降低一个级别，想要保住同样的岗位，还要面临新一轮的考核要求。这就意味着老师在两三年内要出成果，静下心来花5到10年做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三四轮的考核早已经从身边经过。

于是，就有了“短、平、快”的学术研究方式。抄袭，也渐渐地成了一些人的“研究方式”。

“以前我们说做学问宁静致远，现在是时不我待，”一位大学教授道出了其中深深的无奈。

“如果几个人研究的领域不同，或者当一本学术著作遇到两篇学术论文，通常的办法就是量化，比如论文发表所在的核心刊物的级别，A类或者B类各计多少分，著作、课题的级别，国家、省或是市分别计多少分，再进行考核。”这位教授解释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杂志级别高，里面的文章质量就高，这还牵涉到经济、人际等其他非学术因素。”

教师考核、岗位聘任、评职称要发论文，研究生毕业也要发论文，学术期刊成为学界人士的必争之地。数量有限的学术期刊并不能完全满足肩负着发稿任务的各类人等。非学术因素的介入使得这块领地越来越像一个江湖，关系、金钱、名声都在发挥作用。“某些期刊的主编可是很红的人，无论到哪里都有人捧着。”华东某高校中文系教授丛如景说。

一些期刊开始出现版面稀缺，甚至供不应求的状况。“对于大牌学者的文章，就像明星效应一样难以抗拒，期刊会主动付给作者高报酬以保证学术声誉；而对于没有名气的作者，某些期刊通常会收取版面费，这就感觉发表论文的实质是在做广告。处于主导地位的还是期刊本身。”

掏钱让期刊发表自己的文章逐渐成为很多研究生选择的一条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供养着刊物本身。此外，如果一个系要申报重点学科，论文往哪里发也会成为问题，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联办、理事单位，不交钱就不能发稿。

那些发表出来但却缺乏独创性、没有任何学术成果的作品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泡沫地带，这个地带正在被成批生产出来的学术成果努力扩大着。丛如景曾经遇到一位老师在他面前炫耀，自己在两年内完成了好几篇论文外加4本专著，这让他很吃惊，“原来是十年磨一剑，现在却变成一年磨十剑。”

科研GDP背后有着连环套般的经济动因。论文著作越多，学术成果越丰硕，意味着由此而来的奖励以及在学校里可调配的资源也越多。“奖励本身并不能如实反映出真正的学术价值。尤其对于人文学科的学术成果来说，它的学术价值在短期是很难显现的，需要一定的时间传播。可是现在的问题是，一本新出的书，明年就可以去评奖了，人家可能都还没有看呢。”肖立民这样说。

肖立民是一所重点大学的人文学院教授，10年前他开始涉足一个跨学科领域的创新研究。让他颇为感慨的是，在这项研究申报课题的时候，评审组存在很大质疑，最后是一位大腕级的学者力排众议，一句话救活了他的课题。现在，当他带着这项研究在学术会议发言的时候，底下的很多人都充满兴趣，一个劲地鼓掌，“当然，前提是我有发言的资格。”

不是每个新学科的研究者都有肖立民的幸运，新学科或者专深领域的研究遭到漠视和偏见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权威的杂志可能在某些学科上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从而赢得了地位，但它不一定欣赏你的研究，或者承认你的学术价值。没有杂志愿意发表你的文章，也没办法评职称，难道一直坐冷板凳下去吗？”肖立民的疑问一直都在。

“以前有一位研究历史的学者，出于对文学的兴趣，独自默默钻研一部清代话本，按照现在的评判标准，可能连省级课题都拿不到。”丛如景说。

但在现实情况下，学者的名声、头衔却能在很多方面帮上忙。科研资金也更容易流向拥有一定职权的学者手中，到款率的提高反过来又为学者创造了更多机会。“之前学校里一个由研究生组成的学术团队因为在科研项目里挂上了知名导师的名字，很顺利地从一家公司那里拉到10万块资金，但是你并不能保证这些资金一定掌握在真心想要做研究的人手中。”某名校研究生难掩心中的不平衡，“已经不是以学术高低作为评判标准了，这就造成了有的学者有能力接项目，却没时间做，自己挂个名，然后找下面的研究生打工。对于研究生来说，能够参与项目总还是件好事，双方都能从中得益。”

做老师的第4年，杨欣雨开始重新理解自己的身份。她反复思考系里某位教授说过的话——“现在的大学老师像被安在生产线上进行某种程式化操作的人，越来越严苛的标准化体制在磨平老师棱角的同时，也让他们在巨大的压力下渐渐忘记了自己创造知识和思想的天然使命。”

跟很多青年老师一样，杨欣雨仍在探索自己作为一名学者、一位教师的职业存在感。如果一个大学老师把在掐秒表的时候喊下课当做完美的表演，那么，抄袭现象自然会成为有根之草，无论昨天、今天还是明天，都有出现的可能，而真正的学术研究，该何去何从呢？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