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艺批评的自觉与敏锐，荣念曾从小就有端倪。复印机刚出来时，他常常在不同的纸和胶片上做影印，然后重叠到一起看。他觉得，看看一件事在不同角度下的呈现，是与自己的沟通，然后从中找到新的空间做自我评述。他觉得创作与照镜子挺接近。“有些人创作如照镜子一般自恋；而有些人创作如照镜子，能看到后脑勺，可以照见环境、光与你的关系。”最早的时候，荣念曾一边自己创作，一边自己换一个名字骂自己。在这样“照镜子”的过程中，跳出来辨证地看，逐渐就能了解到不断变化的自己。

近来常往来于北京、上海的荣念曾，认为北京最有趣的是“剧场的多元化”。而与香港一样，他认为北京剧场最大的危机就是面临文化消费。比如他觉得林奕华的《包法利夫人们》应该在商场里做最适合，搬到剧场就成文化消费了。“艺术家需要做选择，要么先入了文化消费的轨道再谈创作。要么就是跳出文化消费，保住文化创作。”

早逝的台湾电影导演杨德昌，与荣念曾有多年交往。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柏林伦敦、纽约电影节等国际文化团体与荣念曾有密切联络，早期陈凯歌与张艺谋的片子就是荣氏的推荐。荣氏记得与杨德昌相识是在后者拍完《海滩上的一天》。在台北，杨德昌约了侯孝贤一起，请荣念曾帮他们在欧洲推片子，杨德昌一口气就签了很多部影片的版权给荣氏。“我不是片商，有些事情做不了，但他信得过我”。

后来，杨德昌每次打电话给荣念曾时，两人都在不同城市的机场。每次都说“那只能下次见啦”。得知杨德昌患病时，他人已在洛杉矶了。“如果他在，他拍《色·戒》，性爱博弈不会是着重点，而会着重于后面文化的争持，会更有趣”，荣念曾说，杨德昌已经有了一个写好的剧本，他希望能说服他太太，将剧本打印出来。明年，荣念曾打算做一个纪念杨德昌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