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员 姚文晖

这几天，正在重庆开年会的中国作家协会遭遇“奢华门”。据《西安日报》昨日报道，自3月30日至4月4日，中国作协七届九次主席团会议、七届五次全委会在重庆召开。处于西南大旱灾区的重庆灾情很明显，而作协的作家们却在享受总统套房、奥迪车接送等高级别待遇，以250人的规模，坐豪华轿车，住五星级酒店，吃每桌2000元以上的大餐。作家阎延文、郑渊洁、慕容雪村等人相继在博客上发文声讨，网络上质疑声更是一片沸腾。

窃以为，这件事之所以成为新闻，是因为今年的中国作协年会挑选了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往年作协开年会的规格未必比今年低，吃喝拉撒未必比今年节俭，所谓“住五星级酒店”、“吃2000元大餐”云云大约是惯例，只是这一回将年会放在了正值特大干旱的重灾区，对比土地龟裂、粮食绝收、人畜饮水困难的民生痛楚，住在总统套房里开会就显得格外扎眼。

郑渊洁在其微博上说：“国家闹旱灾，作协到旱区住总统套房开会，如此作家，哪有良心？”网民们认为这些作家不深入灾区体验民间疾苦，却呆在豪华宾馆里山吃海喝，“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笔者以为，这样的指责过于高看作家的道德水准了。中国的作家在历史上不乏为民请命的脊梁，但也绝不缺乏无耻之徒，换言之，作家只不过是一个以码字儿为生的职业，这些人异于常人之处在于文学方面的才能比较高，指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不现实的。

当然，优秀的作家另当别论。我们一直期盼当代中国能够出现类似于杜甫、曹雪芹那种安于清贫的，善于体察民间疾苦的，能够写出划时代伟大作品的伟大作家，这种理想也经常挂在一些作协官员的口头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扪心自问，作为一个写作者，个人的写作配得上这个伟大而艰难的时代吗？”铁凝对于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有深刻认识，然而此次作协在大旱灾区召开奢华年会，于是这句话听上去像个反讽。

抛开作家与时代关系的宏大主旨不谈，“奢华门”的关键问题在于，作协是靠纳税人供养的半官方机构，作协开会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开得如此奢华必须给纳税人一个充足的理由。铁凝在此次作协年会开幕当日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作家协会发展到今天也是与时俱进的，中国作家协会有一万个存在的理由。”现在有必要请她解释，作协开年会住总统套房的理由在哪里？

记得3年前铁凝履新中国作协主席之初谈作家供养制度，她认为这个制度现在不能取消，理由是优秀的作家需要相对体面和安定的生活以便安心创作，“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养不起几个作家，可能就是一种悲哀。”此言有一定道理，我们可以花钱养几个优秀的作家，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优秀作家生活陷入困顿固然是一种悲哀，纳税人花钱养着一群挥霍公款的作家却是一种更大的悲哀。

还是慕容雪村的话一语中的：“中国没有文学，只有宣传。那些不是作家，都是干部，他们做做法事，吃吃燕鲍翅，住住总统套房，不算什么奇闻，网民们就不要聒噪了。”也就是说，作家和作协不是一回事，后者只是一个官僚机构。这就涉及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协在灾区开奢华年会显然会犯众怒，倘若这会不是作协开的，或者换个地方、换个时间开，就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吗？

就笔者本人而言，一度很喜欢铁凝的作品，比如她的《玫瑰门》、《大浴女》等，深为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所折服，但作为作协主席的铁凝，显然无法逃脱体制积弊。所以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某一个机构的问题。我们追问“作协存在的一万个理由在哪里”，其实也是在追问“食税阶层”每一次花费公帑的合法理由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