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心不再的“翻拍”时代

无论是将著名小说由文字转换成影视，还是把多年前的收视经典升级成当下版本，翻拍名著的行为，在全球的影视界一直没有停止过，也照例都会成为媒体喧哗的焦点——无论是早几年的《魔戒》、金庸剧、张爱玲影视系列，最近的“福尔摩斯”与浙江版《西游记》，还是即将登场的高希希版《三国演义》。

凡事有得必有失。名著翻拍虽是永恒的卖点，但翻拍出的影视每次登场，却通常还是要在观众进行“好”与“坏”的评价之前，先过“像”与“不像”这一关。所谓“像”，是指情节和人物气韵基本忠实原作；所谓“不像”，无非是指编导在剧情上发挥过头，再额外加进几个“来历不明”（原作里没有）的女人；当然，最疯狂的，莫过于让原作中寡欲的主人公，卷进情色的游戏，比如盖·里奇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既然柯南道尔让福尔摩斯精于拳术和格斗，那么盖·里奇就放心地让小罗伯特·唐尼去克隆一段《搏击会》里的布拉德·皮特。

我们今天银幕上的“肌肉男福尔摩斯”，还是小说中那个传奇的“神探福尔摩斯”吗？每个观众自会给出答案。惟一的遗憾，倒是看着小罗伯特·唐尼以这么一种“好莱坞动漫方式”，告别了卓别林和醉鬼侦探的岁月，大红大紫起来。至此，上世纪九十年代英伦影坛三大才子彻底堕落了——肯尼斯·布拉纳，这位翻拍过《弗兰肯斯坦》和莎剧的天才，基本放弃了做“另一个奥逊·威尔斯”的雄心，成了一位客串明星；休·格兰特自《苦月亮》后，除了偶有《理智与情感》之类的翻拍片演出，已日渐满足于当名利双收的喜剧演员，关于他的最新传闻是似乎正打算写一本小说……这些看似离题的资讯和感喟，其实无不在提醒人们去冷静审视：当全面进入娱乐化后，影视这个行业深层所发生的改变——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翻拍行为，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几年前滋味复杂的《色，戒》是这样，现在网上吵闹正酣的浙江版《西游记》剧集也是这样。

浙版《西游记》：太把《大话西游》当范本

浙江版《西游记》大约是自《蜗居》之后，在网上最引热议的剧集。这里既有吴承恩大师数百年间积累下的威名在起作用，也有剧集制作上的功劳。特技上远胜出当年央视的版本，几个主演的表演也有独到之处，更影视化。值得一提的是，老《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形象其实是由三个人合力塑造的：形体表演上——六小龄童，声音造型——李世宏（早年悟空）、李扬（取经悟空）；在新《西游记》里，这些工作完全是由费振翔一人完成的。老版里唐僧的演员用了三个人，新版换了外型更现代也更硬朗的陈司翰。两大主角在表演的完整和稳定性上均超越了旧版本。

到目前为止，新《西游记》所引发争议的焦点，多围绕在它的“现代性”尝试上：台词的“雷人”（人物的台词过于当下化，不像原著或古人的路数）；天外飞仙似地在孙悟空身边安排了两个女妖……只要主创没有自己坚定的文化根性，太把电影《大话西游》当成范本就必然会出现这些问题。内地人看重《大话西游》的原因无外乎——

想借人气——其实他们忘了，《大》的戏说趣味当年是属于小众的，经过这十年，顶多属于“中众”，电影当初的票房是赔了的，这说明喜欢恶搞的人认可它，但喜欢《西游记》的人未必认可，而电视剧，恰恰是要拍给那些喜欢《西游记》的人看的；

并不真懂“后现代”，以为凡是恶搞、大杂烩，然后攀上“后”的说辞，便有了自以为是的文化底蕴，这些人恰恰忘了，真要讲到玩颠覆，吴承恩是中国小说里的“后现代第一人”（第二人是手握《故事新编》的鲁迅），是今天“后现代教徒”们的祖宗！在每村一座龙王庙的年代，让小说主人公大骂龙王是“带鳞的泥鳅”、搅得天地不宁，整个汉语文明史里恐怕也只有《西游记》这一部。对于这样一部大家烂熟于心的杰作，后人的尊重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一旦进行改编，便难免显出现代人自作聪明的轻薄相，比方说随意让主人公谈恋爱。而这类错误，反过来又会引发观众对“不像”的声讨。

影视面对经典小说，最大的难题是避开“不像”的暗礁，这里面既包括了对内容的增删处理，也包括了形象上的设计。而这些完成之后，才谈得上发挥性创造。《西游记》在这方面提供给电视剧改编者的，恰恰最为厚道。一是形象已经给你固定：管你是电影还是动画片，京剧还是绍兴戏，一猴、一僧、一猪、一头陀、一白马的领衔班子，这是必须的，谁乱来那是跟广大观众有仇。二是内容足够多，能拍八十集！嫌多，删就是了，但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去加“至尊宝”、“白晶晶”一类浮浅的夹带。观众虽然在一些影视人眼里被视为浮浅、被动的接受者，但这不等于他们会欣赏比自己趣味还浮浅的东西。新《西游记》在许多地方，做得其实不错，但是对原著敬意不够，吃了迎合“无厘头”（其实现在这个路子连周星驰本人都不大玩得转了）的亏。

励志与劝善做得不错

“现代癖”有时也能催生正面的效应。还是新《西游记》，每集里多多少少都加入了一些浅显的、励志性的佛理说教。本来，在原小说里，佛理只是一个噱头，吴承恩不过是借它来敷衍一段嬉笑怒骂的传奇。如果把小说情节处处都扣上佛理，反而是给原著降低了境界，显得书呆子气。但有意思的是，在影视观赏与阅读这两种接受行为中，受众所处的地位、年龄、阶层、智慧的开动与自主程度，都是不一样的。说教对阅读而言，作用基本是反向的。而在影视，适当的注入些有关爱心、劝善自省、自强不息的说教，反而是成功的要素。过往的这些年，内地影视在这方面，不是做得不够，就是比较流于单位腔和社论腔，缺少让人信服的海拔与支点。新《西游记》除了台词雷人，“疑似床戏”多余，在励志与劝善方面，恰恰是做得不错的。唐僧不再是传统理解中的说教者，而是有时为矫枉宁愿过正的智者。三徒一马在现实中保着他去取经，他则在精神层面充当着他们潜移默化、告别魔性的导师，这也给师徒最终成佛的结局，赋予了一层超功利的色彩，更有对现世的劝谕意义，也使得它比老版更具精神关怀的含量。

影视翻拍行为的成功，从根本上讲，不完全取决于技术和表演，它更取决于主创者是否能真正开启面向现世的关怀与创造性。这大概也是许多彪炳史册的文学巨著，无法在移植影视之后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一是情节和意蕴，限于资金，影视改编往往习惯于做减法；二是在精神性上，原著往往过于完备自足，很难再让导演和编剧加入自己的领悟和诠释，所以他们也更愿意在移植时，去首先考虑那些情节动人、精神境界有限，但更容易进行升级改造的畅销作品。可怜的只是一代又一代的潮流追逐者，他们很容易就在媒体和销售的影响下，把一些格调不高的原著，误当作了时代的人文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