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考虑到曹操墓可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更多舆论观点将矛头指向地方政府进行曹操墓发掘背后的商业逻辑，称曹操墓开发的背后是政绩工程、利益驱动、活人赚死人的钱、又一个周老虎。

“商业开发和文物保护并非对立，都是文保工作中两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只有具备系统科学开发规划的文保项目，才符合现代人文主义的要求，才是现代意义上完整的文保规划。”裴钰告诉记者。

在我国目前的文物保护投入体制下，对于文物工程的开发规划更显迫切和必要。裴钰给出的例子是，甘肃省有各种不可移动文物13284处，其中国家保护单位22处，省级保护单位446处，市县保护单位2950处，合计各种保护单位3418处。但该省每年固定的文物保护经费只有100万元，平均每处292.5元，杯水车薪，文物保护与管理难以为继。

与甘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下称成陵），到2007年，成陵旅游区开发和陵园保护、修缮、建设的总投入已经达到7.8亿元，成陵占地面积由1.5平方公里增加到10平方公里，控制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其中陵园占地面积比开发前增加了一倍；文物古迹的修缮陆续圆满完成，文物景点由开发前的14处增加到27处。

成陵在2001年开发，当年农牧民人均收入只有2500元，成陵开发6年后，即2007年，当地农牧民收入已经达到6287元，增长了151%。

“没有产业开发输血式的支撑，成陵的文保不可能做得这么好。帝王陵墓商业开发所释放的民生效益之巨，可见一斑。”裴钰说。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有一个判断:“（文保）工作需要大量手段，而列为保护对象的财产的所在国却不具备充足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力。”在裴钰看来，这个判断符合我国文保的现状，我国是文明古国，也是第三世界国家，仅仅凭借国家财政不足以支撑整个文保工作。(本文来源:北方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