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衰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存在
如何评价1949年(或更早些1942年)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关键是如何给出文学史的和文学价值的评价,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难题。中国在那个时期那么多的文学家,甚至有些人是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国文学献出了一切。而我们如果仅仅是用“政治化”来概括这个时期的文学,用“集权专制”底下的意识形态的附属品的文学来给予定位,这对那个时期的人是不公平的。我们现在重读《红旗谱》、《创业史》、《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等作品,我觉得那不仅仅是“政治”二字可以封存住的。我在上课时,随便在《创业史》中抽取出一个场景,一段描写,即使是现在的80后学生都十分欣赏。他们说想不到那时的文学写得那么的精彩,那时描写的人物并不亚于现在的文学水准。当然历史背景不一样的,有很多被“政治”这个概念完全遮蔽的东西,我觉得今天可以用新的理论理解和阐释它,打开另一个空间。
我以为今天的中国文学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说这句话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是不会有人同意的。我是孤掌难鸣。在今天我会更加地孤立。其实唱衰中国当代文学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主流的媒体和中国的批评界就存在的。因为90年代退出批评现场的一批人也认为中国再也没有好的文学。媒体的兴起也围攻文学的一个场所,因为媒体是要“骂”才有人看。他们觉得骂文学最安全,骂别的很困难也不专业,所以到处是骂文学的。所以顾彬先生的言论正好中了中国媒体的计,至少和他们是“一拍即合”的话。你这么有分量的人,代表着世界文学水准的人说这样的话,所以媒体一下子就把它渲染得无边无际。于是很长时间我们都不敢说中国文学好。
对当代汉语小说的几点肯定
我今天要壮着胆子为当代汉语小说说点肯定性的话:其一、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例如,阎连科的《受活》。其二、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能够穿透现实、穿透文化、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如贾平凹的《废都》与《秦腔》。其三、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永远的异质性,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汉语自身的写作,按汉语来写作:例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其四、汉语小说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例如,莫言的小说,从《酒国》、《丰乳肥臀》到《檀香刑》、《生死疲劳》。
我强调要有中国的立场和中国的方式,并不是要与西方二元对立,更不是要抛开西方现有理论知识及其美学标准另搞一套,而是在现有的,我们吸收西方理论及知识如此深重的基础上,对由汉语这种极富有民族特性的语言写就的文学,它的历史及重要的作品,做出中国的阐释。这与其说是高调捍卫中国立场,不如说是在最基本的限度上,在差异性的维度上,给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普遍美学的中国美学的异质性价值。
□陈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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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晓明 编辑: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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