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韩寒和周久耕比一比

因为对“倒钩执法”现象的批评，韩寒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最新一期《南都周刊》更以“公民韩寒”的标签对他进行专题报道，而文化人的公民精神，也就此成为话题。

文学前辈王蒙先生刚指出:“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马上有人给这句话下脚注。报道称，南京“天价烟风波”的主角周久耕已写就一部长达35万字的长篇官场小说。自此人间少了一个贪官，却多出一位“监狱作家”。

我怀疑，早在这位房产局局长蹲监牢前，就已经动了写小说的念头。无非平日公务繁忙，一边要搞腐败，一边还要反省人生，这对他来讲难度恐怕有点大。当然，现在能够码出35万字的东西，至少也是件体力活。

回过头来，如果王蒙先生那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中国从事文学的人数众多，这大概没什么错。但我们都知道，判断文学盛衰的指标，不能只统计从业人数，更不是拼体力活。文学不能不追求理想、人性和良知，以这个标准筛选，许多人毫无疑问将被清除出作家队伍。

这两天，“韩寒”这个关键词在新浪微博上格外受到关注，甚至被拿来与鲁迅比肩。于是又引起了批评:“谁说韩寒是当代鲁迅？鲁迅比韩寒差多了。”有趣的是，无论大家怎么看待韩寒，这场讨论的来源和文学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因为他在博客上抨击上海“倒钩执法”现象，由此引起了强烈社会反响。

一些博友受不了这句话的刺激，他们大概是觉得，韩寒的创作和鲁迅先生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即便把韩寒的博客文字归入杂文，这些作品也确实谈不上有多少思想深度。但就我的理解，拿韩寒和鲁迅比较，比的可能也不是作品，而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力度及其可能性。不过从这个角度，实际上也没必要非得比出个你高我低，不管各自所处时代背景如何，他们身上所体现的都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人生立场。

我认为，与其拿韩寒和鲁迅比，还不如和周久耕比一比。这两个人有什么可比性？一个是官员，一个是作家。身为官员的周久耕不好好做官，结果沦落到在监牢里写小说；而韩寒作家却不好好写小说，整天管社会“闲事”。俩人看上去都“不务正业”，经过一番对比，却不难看出周久耕的“小”以及韩寒的“大”来。

一个官员，在其位时不以百姓民生为念，就算有本事写出几百万字的小说，无疑也是个不合格的官员。而兼具作家或赛车手两栖身份的韩寒，他在博客上的言论，则体现了一个公民的良知和担当。这么说吧，关心公共利益本是官员的天职，周久耕却似乎把这事给忘了；韩寒不去做这些事情，大概不会受到过多指责，但他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十分出色。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公共意识之有无。

照道理，韩寒所做的事情很多人都可以做到———只要他具有一定公共情怀，加上必要的网络应用技巧。这其实也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所应具备的一种品格。但是，正因为大多数人都做不了韩寒，这个名字才显得如此耀眼夺目。在韩寒身上体现的公共意识和批判精神，恰恰是这个社会的共同缺失。

□魏英杰(杭州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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