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宕子

中国著名作家王蒙十八日在法兰克福文学馆举行的一场演讲中说，“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中国新闻网　2009年10月19日)

作为文学的“铁杆粉丝”，笔者自然也希望中国文学的繁荣昌盛，不断地涌现出足以产生世界性影响的第一流的作家和作品；然而，就当下中国文学的现状来说，笔者却无法像王蒙那样乐观。甚至，笔者认为，与王蒙所说的恰恰相反，中国文学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差的时期。

王蒙得出“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的结论，所依据的却是两条滑稽可笑的非文学的标准：其一是文学刊物或文学出版物的数量之多，换言之，也是就中国作家每年所发表的文学作品之多；其二是像胡适等以前曾被严厉批评过的作家如此成了“香饽饽”。遗憾的是，二者仅仅只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市场特征的描绘，最多也只不过可以得出中国的文学市场处在最好时期的结论，可文学市场的繁荣却并不等于文学本身的繁荣。

要得出“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的结论，不但必须将中国当下的文学与中国历史上所有时期的文学进行纵向比较，而且必须将之与当下世界各国或各民族的文学进行横向比较。中国文学有过辉煌灿烂的过去，就作品质量而言，且不说古代文学与近现代文学，近十年来的作品与改革开放初期，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相比，恐怕都远远不及；而横向地比较，中国当下的文学也乏善可陈。难道仅仅凭数量之多就能界定某一时期或某一作家的文学成就么？俗话说，“牛屎多了不肥田”，既然如此，王蒙凭什么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呢？当然，王蒙想向世界展示中国当代文学的“光辉成就”的心情笔者可以理解；但是，就算脸皮再厚，只要稍有一点文学常识、自知之明与羞耻之心，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得出这种荒谬绝伦的结论的。

与其他门类的艺术一样，文学是人类构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及批判性地介入世界的努力或方式之一种。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一定程度上，一切文学也都是当代文学。每一位作家，不管他或她对过去的事件或文学作品的解读也好，还是其文学创作也好，都是为了应对和诠释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或社会所面临的问题，都是为了构建一个对他和他的时代有意义的世界。中国当代——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的——文学之不成器，恰恰即在于——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作家的作品缺乏批判性与反思性的维度，并且与其生活与其中的世界的严重脱节。在此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的衰落即表现在“意义的缺失”，或作家构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的能力的缺失或被剥夺，而其在“量”上的繁荣其实是一种替代性的、遮蔽世界之本真的、伪造的、虚假的“伪意义”的繁荣，而正是这种“文学的稗草”侵占和压缩了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的生存空间，使得中国当下的文学界异化成了一个众声喧哗却又万马齐喑的“文学的地狱”。

或许，王蒙并非不知道中国当代文学的“死穴”之所在，只是作为中国当代作家中的一员，爱屋及乌，甚至敝帚自珍，不忍以任何负面的言词加之于其上。然而，作为一个有见识，有担当的作家，不顾事实且没有原则地对中国当下的文学予以如此之高的评价，却是极其不负责任的——甚至可以说是胡说八道，信口雌黄。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成就比较高的代表性作家王蒙尤是如此见识，如此眼界，如此是非不分颠倒黑白，也就难怪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成器了。

宕子曰：当代文学最繁荣，文坛花开处处红。可惜画虎皆类犬，雕龙不成是雕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