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春阳

8月28日，《中国新闻出版报》发布了《中华新闻报》停刊清算公告，此前该报曾多次试图引进战略资本，但都未能如愿。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消息，这是迄今第一家中央级新闻报纸倒闭。《中华新闻报》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中央级媒体，创刊于1993年5月5日。作为全国新闻行业的沟通平台，《中华新闻报》曾被誉为“媒体中的媒体，新闻中的新闻”。

可是，这份报纸却倒掉了。新时期的30年，中国传媒业几乎享受了30年冲浪式的成长方式，也曾一度被称为“中国最后的一个暴利行业”。而这个行业却没办法给中国记协自己的组织一个出版一份为自己服务的报纸的机会。其实，在看到中华新闻报网站的同时就已经感到很诧异，这个给编辑记者等专业人士办的网站之简陋出乎我的意料。看起来，《中华新闻报》的确是没钱了，而且还欠了很多外债，终于在这个秋天轰然倒地，结束了16年的生命。

业界对此的评价是积极的。终于有中央级的媒体引入了退出机制，表明新一轮报刊体制改革力度明显强于之前。似乎在报刊体制改革面前，终于有了人人平等的迹象，而不再是前几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改革总是“边缘突破”，而没有涉及一些高级别的媒体。其实，如果看看《中华新闻报》的主管单位，就知道这次改革也还是之前改革路径的一次滑行。作为《中华新闻报》主办单位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简称“中国记协”），其身份属于半官方、半民间的行业协会。从改革的现实来看，选择《中华新闻报》作为中央级媒体退出机制的实验点，其实也是“边缘突破”，为推动进一步的改革提供威慑力。

对于经营不善的报社实施“猝死疗法”，尤其是对中央级的媒体推行“退出机制”，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对此，我十分赞同，也对之前媒体上一些评论者对改革魄力拍手称快表示理解。毕竟，纳税人的钱要花给那些有效率，或对传播公共服务有贡献的媒体，而不是随便乱花，扔进一个个无底洞。不过，我这里想问的问题是:是否《中华新闻报》就这样一关了之？作为中国记协所属的媒体应该在什么样的一种体制下运行才会使得其对于行业和社会的福利更大？从组织的性质来看，中国记协作为行业协会应该属于典型的非营利性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其下属《中华新闻报》也应该属于行业性公共服务类媒体。而不幸的是，《中华新闻报》却被授予了中央级媒体的光环，而又死于“经营不善”。这是始于1978年的新闻业“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体制对《中华新闻报》埋下的定时炸弹。《中华新闻报》的窘境也为当前“分类改革”的必要性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但是，我却认为，《中华新闻报》的结局只能证明一点，即在行业协会这样的组织中，以营利为目的的媒体运行方式失败了。此路不通，却并不能证明根本就不需要路！作为行业协会，中国记协是否能尝试换一种思路来推行一种行业媒体？而行业协会的媒体在坚持舆论导向正确的前提下，如果能够成为行业讨论与利益沟通的平台，成为行业利益的真正代言人，这样的媒体不会没有生存的空间。

行业协会是社会分工专业化和协作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团体。在现代国家的新闻传播业中，存在为数众多的行业协会。如美国职业记者协会（SPJ）、美国广播协会（NAB）、美国广告代理商协会（4A）、英国报业投诉委员会（PCC）、英国独立电视委员会（ITC）等。它们是政府、单个媒体以及公众之间的桥梁、纽带、“减压阀”和“平衡器”，对于新闻传播行业规范和行业自律标准的形成与推广、行业合作竞争氛围和良性市场秩序的塑造有突出的贡献。对于当代中国而言，随着媒介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原有依托区域行政力量赋予媒体区域性垄断地位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新媒体的兴起。其实，在当代中国市民社会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政府正从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掌控转向服务于社会资源的社会化运行，非政府组织正在社会运行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记协这样的行业协会也将承担更为重要的行业价值塑造和表达的功能，行业的、非营利性的媒体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分类改革的目的不是要所有经营不善的媒体都倒闭，而是要让市场的归于市场，公共服务的归于公共服务。

期待中国记协在《中华新闻报》倒掉之后，为我们推出新机制、新媒体，而不是任由行业媒体一倒了之。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