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

舒芜先生去世了。这位弱冠时即以哲学天分为人瞩目的才俊，临了却以20世纪中国最大的告密者形象永驻世间，足见命运无常，造化弄人。

也是巧合，晚生如我，三年前有幸在BBS上与舒芜先生有过几次文字往还。舒芜当时意气健旺，下面这段话出自他的《现代朱批》，是他亲自贴到论坛上的:

我们现在没有了皇帝，听说是群众至高无上，那么历次政治运动中革命群众审查牛鬼蛇神的材料所写的批语，也就相当于现代的朱批，无论是不是用红笔写的，同样应该重视。此类文件档案，有些已经发还被审查过的本人，有些没有归还，流落到旧书文物市场，如果有心人着意搜集，排比归纳，加以研究，实在是功在苍生的盛业。谨在此呼吁，年富力强的有志者曷兴乎来！

我无意为舒芜在胡风案中扮演的角色辩护，包括胡风在内共计两千余名牵连者身受的惨痛种种，容不得后人轻言宽容。任何可能遮蔽历史的“向前看”之举，都应接受质疑。

读者想必注意到，上面摘出的这段话，与舒芜留给世人的告密者印象格格不入。当然，这是个错觉，人的复杂性及既往时代的严酷性，足以让历史上的告密者幻化出十八般形象来。

告密古已有之，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甚至出现了“把告密人当作陶器运走”的荒诞情节。不过，今日之告密者，非得结合一种现代极权体制，方能得到有效观察。当一种政体闪耀出不容置疑且至高无上的道德-权力辉光，它就倾向于将异议者宣布成敌人，故无论逻辑上还是现实上，它都会鼓励出卖。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里说:“一旦一个国家……原则上允许甚至希望告密时，其他正派人就会被恐惧所驱使，而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尤其，当人们“不被怀疑是‘站在魔鬼一边而是站在上帝一边’”时，好像告密不是出卖，而是在向上帝献祭。

在与我们的体验更为切近的《古拉格群岛》里，索尔仁尼琴探讨了大量告密现象。他分析道:“告密制度……收买面撒得这样宽的目的之一很明显的是:要使每一个黎民百姓都能闻到告密渠道的气息。”一旦做到了这点，那么，他们“除了削弱人们之间的联系之外”，还能达到另一个目的，“凡是被收买过的人由于害怕被社会揭露，必定非常关心现政权的持续稳定”。所以，当“背叛成为生存方式”之后，“人们发现风险最小的生存方式就是经常地背叛”。

谴责舒芜吗？可以，而且应该，但之前我们最好扪心自问:自己若生于彼，是否会出淤泥而不染？一周前看到一个帖子:“一份围攻胡风的名单”。作者刘火“在旧书店里觅得三册由作家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撞见一份壮观的名单，其中既有我们不以为怪的人，如姚文元、舒芜、周扬；也有令人默然心伤的名字，如茅盾、曹禺；更有我们原以为不会遇到的人物，如王元化。

我得说，此事并没有改变我对王元化先生的敬意。这份名单的价值在于让我明白:尽管王元化相当优秀，但就坚守真正的知识分子立场而言，优秀到当年王元化那种程度，还不够。一个人在履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意志上有所亏欠，那么，无论他拥有多少令人称道的品质，都不足以逃离这份名单。

我曾自问:如把我代入，我会进入类似名单吗？我确信不会。但我也知道，我如此确信，是因为先行替换了一个条件:今日之我所具备的独立意志，是拟想中的当年之我不可能具备的，在一个大棚养鸡场的环境里，想像自己与众不同地长出一根鹤的脖子，委实过于臭美。我想起索尔仁尼琴的深重喟叹:“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太多了。”

只要舒芜的告密与胡风的悲剧不存在关联，我们大可仿效古希腊人的做法，“把告密人当作陶器运走”。到了那时，“最后的告密者”才会不再成为一种企盼吧？

“谨在此呼吁，年富力强的有志者曷兴乎来！”并遥祝舒芜先生灵魂安息。（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