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就刚刚研制出的《通用规范汉字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立即引起了广泛争论:《通用规范汉字表》中不仅恢复了51个异体字，还拟对 44个汉字“动刀整形”，调整其写法。如:“琴”字左上角“王”字最后一笔由“横”变为“提”；“唇”字的厂字头由半包围结构调整成上下结构；“亲” “杂”“杀”等字底下的“竖钩”改为“竖”，最后一笔由“点”改成“捺”。（《天府早报》8月19日）

某网站就此进行的相关调查中，多达87.14％的网友表示明确反对。如此一边倒的意见反馈，恐怕出乎国家语委的意料。一个据闻“历时八年”、“经过专家全盘考虑、反复研究才得以出台”的局部性汉字“技术改良”方案，因何如此不受欢迎？

专家信任危机当然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在公众的权利意识高涨的语境下，精英化的垄断性阐释（及其结论）正遭遇越来越频繁的大众“抵抗”，而部分社会行业领域出现的专家为特定利益群体代言的逐利倾向，则让这一信任危机经常处于紧绷状态。更何况，与某些具有特定专业知识门槛的行业领域不同，汉语言文化属于基础性知识类别，加之其天然的大众属性、民族属性，其引起大范围、激烈的民间情绪反弹，实为必然。

而44个“整形”汉字背后，其实还透射着有关文化阐释权、文化话语权之争。不无巧合的是，纵观汉字的衍变发展过程，同样可以看到这一布迪厄所说的文化权力动力学的推动作用。

从文字学的角度看，汉字千年演变的逻辑结果，最突出的表象便是由繁至简的结构简化史。从甲骨文、金文演变为篆书，继而变为隶书、楷书，总体发展趋势便是由繁到简。这一简化过程，恰好伴随着文化权力、文化话语权由小众垄断直至多层次、多元化的文化秩序结构调整。到目前为止，公认较早成型的简体字，出现于南北朝时期的碑刻，到隋唐时代简化字逐渐增多，在民间开始普遍使用。值得一提的是，简体字最早被称为“俗”体字。显而易见，彼时，它背负着文化精英主义相对偏激和自负的价值嘲讽。但文化的生命力一旦走向自由释放之路，其历史归宿往往出人意料。简体渐渐取代了繁体、“俗”最终击败了雅，并占据了大众文化市场的主流。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文化以外的因素在发挥影响，比如特定时段国家政治权力的介入推动等。事实上，恰是由此导致的汉字文化自然演变的非彻底性、非纯粹性，为日后汉字文化的简繁之争埋下了伏笔。

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趣味的区隔（如高雅／通俗、深刻／肤浅等）实际上反映着一种文化权力关系。透过汉字文化，同样也能看到它的现实表现。在许多繁体字的拥趸眼里，繁体字更接近它的造字精神本源，更能传神达意，同样，也更有文化内涵和文化张力；至于实用性、可操作性则被其置于次要位置。这一纯艺术化倾向，必然面临可行性质疑:文字的主要功能，究竟是负载信息的符号工具、交流工具，还是文化信仰和艺术表现对象？芭蕾舞姿美轮美奂，但能苛求所有人都踩着它的韵律出行吗？

一个颇有趣的现象是:在很多文化领域，文化精英主义“高雅”“深刻”云云的诉求路径，往往对应的是内容结构上的复杂化包装。繁体字是一例，新诗创作中的去“口语化”、朦胧晦涩化倾向亦如是。形式上的繁复庞杂是否必然意味内涵意义上的高雅深刻？想必不言自明。

如同其他社会领域的相关游戏规则，关于文化阐释权、文化话语权的公开博弈其实不乏积极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一博弈过程呈现最真实的主流文化诉求、还原最具广泛代表性的文化生态，而非精英思维、文化垄断下的闭门造车或自我中心主义的文化技术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