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李白在巴东，也是研究者们比较集中的论述。刘友竹《李白三到渝州》（《重庆晚报》1988年7月29日），认为李白三到渝州的时间分别是开元八年、开元十二年秋、乾元二年三月。许嘉甫、许玮的《李白三下渝州考异》（《成都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结论与刘文相同。许嘉甫还作有《李白四渡峡江考异》（《成都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文章对李白四次出峡的时间和路线作了大致的描述。

除以上比较集中的论述外，还有不少文章对李白行踪的其它方面进行了考察。

竺岳斌《李白东涉溟海行踪考》（《唐代文学研究》1988年第2期），认为李白“东涉溟海”之“溟海”，乃今之剡中盆地。

刘友竹《李白遇赦前后行踪考异》（《成都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认为李白曾被流放到过今天重庆市一带。

王辉斌《李白初游安陆时间考》（《荆门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李白开元十四年秋，自维扬到江夏后第一次游安陆，接着在随州结识胡紫阳，然后至襄阳，从李浩处求得经济援助，旋即远客汝海，途中结识王昌龄、元丹丘，第二年春天“近还郓城”。

毛水清《李白炼丹地点考》（《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对李白一生中曾经炼丹和打算炼丹的地点进行了逐一考证。

李白究竟几游苍梧，学术界历来对此有不同的回答。刘友竹《关于李白两游苍梧问题的补正和辨析》（《李白研究》1990年第2期），认为李白开元十二年及乾元二年两游苍梧。许嘉甫、许玮《李白三游苍梧考异》（《零陵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认为李白一生三次游苍梧的时间分别是开元十三年五六月间、天宝十年八月和乾元二年八月。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知，近年来对李白行踪的研究成绩十分突出，其中流放夜郎、东下溟海、南穷苍梧等问题都取得了新的突破，并发表了一些前人所未发现的新见。

七、对研究现状的分析

八十年代以来，对李白的出生地、家世及卒年的研究，虽然新说不断，却各执己见，缺少真正具有说服力的材料和观点。旧说法受到冲击，却并未真正动摇。

李白开元年间到过长安，专家们认为这是上世纪研究李白中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由于此发现，人们对李白的许多重要诗篇，便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八十年代以来，对李白入长安的研究，主要是巩固“两入长安”说，有学者提出了三入长安说。到目前为止，在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李白入长安的总体面貌已较为完整清晰，多数诗歌的年系也已初步确定。不容忽视的是，另一项令学术界瞩目的成果，李白流放到夜郎得到确立。

到目前为止，李白交友的多数人物的生平已经基本清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郁贤皓对“卫尉张卿”、“崔侍御”等人所做的考证。对于“卫尉张卿”，到底是张垍，还是玉真公主的丈夫尚，不能完全确定，若能依靠新史料的发现来确定“卫尉张卿”到底是谁，学术价值自不待言。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即使尚未准确考出“卫尉张卿”，也并不影响人们理解李白入长安的遭遇与心情，也不影响人们把握李白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

当然，八十年代以来，对李白生平的研究工作当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首先，有些研究者违背了考证的基本原则。比如，在对李白家世问题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围绕李白之家和李唐王室或远或近的宗亲关系，对李白家世作种种考察，其中，不少文章的共同之处是:以唐初之事代替范《碑》、李《序》及《新唐书·李白传》中的记述，否定李《序》、范《碑》的可信性。这种处理是考据的大忌。寻找李白的出生地、家世、卒年这类客观性很强的结论，应该以原始史料为依据，如果研究者不能对李《序》、范《碑》加以证伪，却又加以否定，这就等于给研究李白的生平打上死结了。当然，原始材料本身具有的模糊性和多义性，也导致了研究者理解的不同；原始材料在记载上的矛盾和文字上的错讹，也增加了分辨的困难。总之，在发现新材料之前，仅靠现有材料就急于做出定论，显然不够恰当。

其次，有些研究者只从诗歌本身出发来分析，缺少对史实的征引和必要的考证。传统考证是从史料出发作逻辑推理，其优点是能落实作家的行止出处和创作的时间、地点；其缺点在于因史料残缺而无法稽考。仅从诗歌本身出发来分析也不足取，因为许多作品是抒情的，并未涉及具体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因此，仅通过内容分析，难以对作品的写作背景及作家的事迹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我认为合理的办法应该是:既重视作品内容的分析，又借助史料，以及文物考证，几种方法交互，以推动研究李白的学术向精深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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