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时的房间，是一个美丽的兔子洞

文学最原初的形态就是故事。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变形，优秀的小说家们开始用各种曲折的方式，讲述各种不同的故事。有些像画卷一样横向展开，有些从一个点向深处拓展，有些像雾一样混沌一团。

保加利亚作家戈斯波丁诺夫的小说《悲伤的物理学》，把故事凝结成小巧的结晶，它们充满巧思，极具戏剧性，又被作家用轻盈的语言化解掉可能的匠气感。放在其他作家手中，任何一个故事或许都会被郑重其事地写成一整篇小说，在他这里，这些故事的灵感像树叶一样繁茂而小巧，被轻松地呈上。

本文摘选自《悲伤的物理学》，经出版社授权推送。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从一个地下室到另一个地下室

故事是这样发展的。

1945 年 3 月。战争已接近尾声。匈牙利一座小城里的战斗依然激烈，胜方还未确定，双方从一条街战斗到另一条街。一个保加利亚士兵身受重伤陷入了昏迷。他所在的团被击退了。

小城暂时（就几天）落到了德国人手里。士兵意识恢复的时候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地下室，躺在一张旧床上，床前站着一个女人，她在给他包扎伤口。她成功地把他从人行道上直接通过地下室的小窗户拖了进来，地下室的小窗户和街道的路面是持平的。

她示意他不要动，他本来也无法动弹，失血太多。他用非常糟糕的德语，敌人的语言，总算与这位匈牙利女人交流了几个单词。又过去了几天，几周，一个月。他时而昏迷，时而苏醒，仍然徘徊在鬼门关。她坚持每天给他送吃的，给他敷药，更换绷带……到第二个月的时候，眼见着他有所好转，显然他会活下来的。女人告诉他，小城还在德国人手里，战争还在继续。

她一个人生活，是个寡妇，没有孩子，和士兵一般大的年纪，25岁左右。她爱上了这位伤员。因为他，她决定“改变”战争的整个进程。德国人并没有投降，他们又发明出了秘密武器，这样可以延缓终战的到来，前线又反过来东移了。有一次她甚至还假装有敌人来搜查房子。

地下室里的男人只能听到这些声音，他头顶上的房间里有人穿着钉了马掌的靴子底踩踏地板，有人把椅子推倒在地，什么器物掉在了地上，餐具打碎了的声音……他拉上了自动扳机，随时准备好扫射最先冲进地下室的敌人，幸好，他没有被发现。

小房间里封闭的空间让他开始疯狂。唯一的一扇小窗户还被白铁皮封死了。只有一条细细的缝隙里，多亏铁皮已经弯曲了，还能透进来一丝光亮，能让人分辨出白天和夜晚。他从未停止苦思冥想一个问题，一场几乎就要结束，几乎胜局已定的战争，怎么会突然朝着反方向发展了。他在这个地下室里还能保持多久不被德国人发现？

我们必须得指出，他也悄悄爱上这个女人了，这个照顾他的女人，只是还不想承认这一点。在那里，在他自己的国家，他有妻子和孩子，他们一定认为他已经死了。在一个晚上，他的救命恩人留在了他身边，仅仅是摸着他的脸，这就足够了。

出乎意料，也是顺理成章，长时间的等待之后，他们拥抱在了一起，呼吸急促，说着什么不连贯的词语，狂热，疲惫，挚爱，各自说着各自的语言。他一点也听不懂她昏头昏脑的匈牙利语，她也一点都听不懂他昏头昏脑的保加利亚语。之后是一片寂静，两个人就这样躺着，紧挨着。

她乏力，幸福。他乏力，幸福，还有不能明确的担忧（但有可以明确的过错）。他告诉她，用的保加利亚语，他有妻子和孩子，他离开时孩子出生才刚一周。他想让自己心里轻松，因为已经告诉她一切了，又想着她根本听不懂，因为他说的是保加利亚语。他不知道，要说明白一件对方听不懂的事情时，女人们有另一种理解能力。匈牙利女人突然起身上去了。好几天他都没再见到她一面。

一天午后，地下室的窗户突然被什么东西击中。男人一下子跳了起来，他一直是把武器放在自己身边睡觉的，他躲到一个角落里。涌进来的阳光刺痛了他的眼睛。一会儿，一个头发 蓬乱的男孩脑袋从窗户探了进来。男人低下身子藏到一个大木桶后面。

直到那时候，他才看见距离自己一米远有个很重的破布球。男孩子嘟哝了句什么，像只蜥蜴一样从狭窄的小窗户口爬了进来。男人屏住了呼吸。男孩离他太近了，都能感觉到他出汗的身体散发出的热气。男孩抓起那个球，从窗户扔了出去，双手并拢又爬了出去。

从打开的窗户，风不仅吹进来灰尘和猫尿的臊味，还有一角旧报纸。虽然是匈牙利语的，但他还是能辨认出希特勒完蛋了，还能看到那张苏联士兵在德国国会大厦插上胜利旗帜的照片。

他明白了一切。打破地下室的门，带着自己的卡宾枪沿着楼梯向上爬。光线刺痛了他的眼睛，他只得扶着家具走路。女人站在了他的面前。她对他说可以朝她开枪，或者留在她的身边。告诉他她爱他，他们可以永远生活在一起，还对他说，带着这杆枪穿着这身军装他哪儿也去不了，因为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世界了，战争结束都一个月了。是的，原来已经是6月了。她低声说着，匈牙利语夹杂着德语。他回应她，德语夹杂着保加利亚语，说她是他的救命恩人，没有她，现在他已经在匈牙利的草原上腐烂了。

他还说，他也想和她一起生活到自己生命的尽头（这句话是用保加利亚语说的），但是他必须回到自己儿子的身边，他肯定已经有半岁了，而她，即便是想忘记，也是永远都无法忘记的了。他们两人都很清楚，一旦分开了，永远都不可能再相见。如果现在拥抱在一起，就永远无法放手。

万幸有他九个月大的儿子，大家都把自己的愿望咽了回去。最后只是笨拙地互道：是的，就这样，好吧，再见。她给他装满了一背包家里有的食物，还没等到他背后门上的小铃铛叮叮当当响起来，她已经放声大哭起来。

从豪城到他在保加利亚村庄的家正好是965公里，要过两道边境线。他只在晚上行路，首先是为了不碰见人，其次是白天他的眼睛仍然会因为阳光而剧烈疼痛。他是沿着半年前自己所在团行军的那条路线回家的。他躲进被人遗弃的小茅屋和被烧毁的村庄里，白天就睡在过去筑的军事掩体、堑壕或者是炮弹炸出的坑洞里。最后一刻，他还是把自己的枪和军装留在了匈牙利女人那里，为的是不引人注意。她送给了他一件真正的针织毛衣，6月天仍有寒意而且阴雨绵绵，还有一件有很多口袋的打猎穿的夹克，是她去世的丈夫留下的。

就这样，没有武器，没有肩章和证件，沿着与战争时相反方向的路行进，躲开一切，一直向东走。到第34天，7月中旬，他抵达了自己所在村落的行政管辖区域。他要等到夜半时分像小偷一样悄悄潜进自己家。老人们睡在二楼，他妻子和儿子应该是睡在下面，窝棚旁边的那个房间。场景清晰可辨。担心、恐惧和高兴融为了一体。死去的丈夫回来了。在这里他已经被宣布为英勇牺牲，被颁发了那么一个小奖章，甚至连他的名字也已经与为祖国自由牺牲的其他同乡一起，被镌刻在了村子广场上匆忙立起的纪念碑上。他的出现，与所有的复活一样，只是搅乱了正常的生活进程。

那么现在呢？回到保加利亚的高兴轻易地就变成了一声叹息。老人都醒了，所有人都开始询问复活者怎么会这样以及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是幸事，还活着而且健康，但也是大大的不幸。复活者已经极度疲惫，没力气再解释什么。公鸡第三次打鸣的时候，天已经开始放亮了，家庭委员会通过了唯一可行的方案。把他关进地下室里，这样他既可以睡觉，又可以不让任何人看见。回到家的保加利亚士兵，就这样度过了自己的第一个夜晚，以及后来几个月的日日夜夜。只不过是从一个地下室换到了另一个地下室。

动荡不安的年代。士兵的家庭反正是进到村里富农名单里了，因为那三头奶牛、一群羊和一辆漂亮的后面画着大公鸡的老式马车。但是这怎么能是士兵的罪过呢？这就是罪过。首先，英勇牺牲是欺骗国家，他因此获得了奖章而且名字被铭刻在村里的纪念碑上。其次，擅自离开部队或者就是临阵脱逃，都够得上直接给颗子弹了。你离团四个月，却没有死亡的不在场证明，战争结束一个月后回来了，又没有自己的武器和军装，这可能已超出了哪怕是最富同情心的政委的想象，一定是虚构理由离队。

士兵能说些什么来为自己开脱呢？说出真相？承认在匈牙利小城一个独居的寡妇家待了四个月，藏身于一个地下室，而小城很久之前就被我们的人解放了？您在躲谁呢，上等兵同志？

复活者的妻子继续身着黑衣。他已经告诉了她几乎所有的真相。只不过把搭救他的仁慈的匈牙利女人的年龄往上多加了30岁，一切就安定下来了。一个匈牙利老妇人骗他战争还在继续，德国人还在封锁，因为她那颗慈母之心，想要他，这名保加利亚士兵，代替她那逝去的年纪与他一般大的儿子。

他的新娘还是理性且理智的，她为自己的丈夫能活着回来而高兴，她也不想知道太多。甚至当她不小心打开那个信封时——邮递员是她哥哥的儿子，悄悄把信塞到了她手里，信里画着一只婴儿的手和一个无法辨认的地址——她也什么都没说，只是认真地又把信封粘好，交给了自己的丈夫，继续穿着丧服。

一年后，由于长时间处于黑暗之中，男人已经半瞎了，他从地下室出来去自首了。他着实把他们吓得魂不附体。这一年来，他的胡子和头发已经花白，他们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你从哪儿来的，村长问他。从那个世界，士兵说，这是一个最准确的回答。

他马马虎虎讲了一个糟糕的仓促编造的故事，在豪城之战时，落到德国人手里成了俘虏，后来又被逼在德国人后方的一个盐矿干苦力，在那儿劳作，在那儿睡觉，最后，德国人必须快速撤离，就把盐矿的入口炸了。30 个俘虏只有他活了下来，他找到一个洞，爬了出来。但因为长时间待在黑暗中，他已经半失明了，走了几个月才回到自己的家乡。

村长听着，这时候过来的乡民们也都在听着。女人们大哭起来，男人们大声擤鼻涕，好不让自己哭出声来，而村长难过地揉搓着自己的鸭舌帽。人们是真的被这个故事打动了还是想救这个人，就说不清了，但无论如何，所有人都决定相信这个故事，而村长也帮忙与城里更高的行政权力机构协调了一些事情。不动声色地更换了这位死者的公民证，停发了他妻子的遗孀补助金，只有他的名字还保留在那座纪念碑上。

为了不引起怀疑，村长安排村里的歌手为士兵唱一首歌，歌唱他战争结束一年多后幸福返乡。歌曲是英雄赞歌，符合那个年代的所有要求，歌曲十分详尽地讲述了“矿井深处的黑暗苦楚”以及格奥尔基·塔拉什芒利伊（根据村庄的名字起的）如何使出巨大的力量“抛石筑路见光明”。顺理成章，这位盲人英雄奥德赛般的回归和奇迹一样的方向感，都是因为有亲爱的祖国和生养自己的家乡。

复活的格奥尔基（村里人都这么叫他）活了很久，只是晚上看上去很好，白天瞎得就像只鼹鼠。一会儿从地下室里出来，一会儿又回到地下室里。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他经历了好几次人生的跌宕起伏，连他自己都越来越难记得住哪一次才是真的了。

也许他最终还是牺牲在了那个匈牙利小城？为了把他留在自己身边而“改变”战争进程的匈牙利女人，是一位年轻女子还是失去儿子的老妇人？他怎么能从德国人的矿井里逃脱？还有那个，让他到死也不能安宁的东西——孩子的手，描画在一张普通的练习本白纸上，是用邮政信封寄来的。

小小的房间也随之变成了洞穴

很多年里，我是透过对着人行道的一扇窗户看这个世界的。房子在变换，但是每一处房子都有一扇这样的低矮窗户。我们总是住在地下室，因为那里的房子是最便宜的。我和我的父母亲照例又一起搬进了地下室。实际上就是“过去的地窖”，正如房东说的。没有什么过去的地窖，我父亲很不客气地回敬道。而房东呢，不知道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只是笑了笑。在这样的地方，每当有人感觉难堪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就会开始发笑。

在我们把桌子搬进来的时候，我父亲说这是暂时的。那是70年代中期，我知道我们家被定为“特需户”，我也懂，特需户是指那些人均住房面积低于五平方米的家庭，我们排在一个名单上等着分单元房。显然名单是太长了，或者是有人插队，因为我们又在这间地下室的房间里住了好几年。

底层（实际上是地下一层）有一条很长的走廊，还剩一间房，但门一直是锁着的。我没有问我们为什么不同时租下这一间，我知道答案，我们要省钱住单元房。而且我们必须保持人均五平方米的拥挤度，才不会从住房特需户的名单里被剔除。黑暗的走廊承担着前厅和厨房的作用，但实在是太狭窄了，只能容纳两把椅子、一个电炉，再加上一张小桌子什么的。

当我母亲和父亲吵架的时候，我父亲就走过去睡在那儿，睡在桌子上。拿着一台破旧的缠着胶带的赛琳娜牌收音机，他在那儿听“自由欧洲”广播，是偷偷听的。我很骄傲于我父亲听这个电台，因为我知道这是个被禁的电台。同时我也很骄傲，我自己也是这秘密工作的一部分。当你们要分享一个房间时，你是没办法保守很多秘密的。

这个地下室房间所在的大楼简直是太漂亮了。上面还有整整三层，都有明亮的大窗户。在粗糙的灰泥里特意掺进数不胜数的啤酒瓶的碎玻璃渣，绿色的和咖啡色的，这是当时的时尚，碎玻璃渣在阳光下发出钻石一样的光芒。三楼有点呈半圆形，像个城堡。如果你能住在那里，住在一个圆形房间里，还有圆形的窗户和弧形的露台，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一间没有棱边的房间。在上面一定可以看见全城和那条河。

你可以看见街上走动的每一个人，而不会是那些奇奇怪怪的全都由脚和鞋组成的东西。在学校里我是不会说漏嘴的，我说自己就住在街角带有圆塔的房子里。本来也是事实。当然，我没说确切的楼层。

与此同时，我父亲憧憬着有一处单元房，里面有客厅，客厅里有全套家具，他能坐在一把宽大的安乐椅上看报纸，可以把脚搭在凳子上。他曾在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内克尔曼公司的商品目录上看到过这样的场景。我母亲憧憬着有橱柜的真正的厨房，橱柜里排列着白色的专门放佐料的小瓷罐，某一天她会去买回来的。我猜测她的这一憧憬也是那本内克尔曼目录的错。

……

脚和猫。一个像猫一样懒洋洋、慢悠悠、长长的下午。我一整天都盯着窗户，因为这是房间里最明亮的地方。我数着经过窗户边的脚，臆想着脚上面的人。

男人的脚，女人的脚，孩子的脚……我通过鞋子的变化观察季节是如何更替的。凉鞋渐渐收纳起来了，变成了秋天的鞋，然后沿着脚面往上抬高，精致的打过蜡的时尚女靴，清理垃圾桶的工人穿的粗胶皮靴，周四来购物的农民穿的配着肥厚自织袜的胶皮乌拉鞋，蓝色或者红色的童靴，这是黑色和咖啡色为主基调中仅存的一抹彩色。然后逐渐又是春天的轻装，脱掉鞋子，到夏天穿着凉鞋和拖鞋裸露在外的脚掌、踝骨和脚指头。拖鞋就如同脚上的游泳衣。

秋天的时候，窗户上积满掉落在人行道上的金黄发红的树叶，这让房间里的光线变得柔软且泛着金色。之后，晚秋的风又会吹散这些树叶。雨水来了，眼前就成了永远的一汪水洼。

你长时间地这么站着，看着雨珠是如何掉进水洼里，形成并不能持久的小气泡，组成整编的舰队，然后，后面的雨珠又会消灭掉这些舰队。历史上有多少海战就是在这样的水洼里展开的。再之后，雪就堆满了小小的窗户，小小的房间也随之变成了洞穴。

我蜷缩成一个球，就像一只藏在雪下面的兔子。如此明亮，但你还是被隐藏了起来，他们看不见你，虽然他们的脚步声就在你眼前一拃远的雪地上嘎吱作响。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美好的呢。

他似乎杀死了自己身上的天使

一个生下来就带着天使翅膀的人的故事。在他出生的前一晚，一位使者出现在他母亲梦中，说：这位女士，你儿子是上帝赐予的礼物，他将是化身为人的天使。

正如小城里传说的，长有天使翅膀的男孩将是个大力士。力气有多大，可以直白地理解为——你可以举起重物，你摔跤战无不胜，你可以与熊较量，或者你可以一次背上两大袋面粉。或者像著名的哈利·斯托埃夫那样，在集市上用牙齿咬起满满一桶葡萄酒。唯一条件是母亲不能告诉任何人。

现在我把这个男孩想象成一个典型的天使，他不同于周围的一切，就像地中海风吹来的一颗意大利五针松种子，或者是本地根本没有的外来怪异植物。高挑，瘦弱，在这里他们会说——瘦猴精，一个总会成为他人嘲笑对象的男孩。他母亲不应该说出来的，但她很害怕自己的儿子和别人不一样，所以开始到处说，他的翅膀就消失不见了。

小时候，我们总是藏起来暗中等待，就为了看他。他是个矿工。总是阴沉着脸，浑身脏兮兮的。我想象着他身后拖着巨大的低垂的被煤尘染黑了的天使翅膀。他走路有点驼背，从来不脱掉衬衫。是不是衬衫下面的翅膀还继续在生长？而他，每天早上都要把自己的翅膀剪掉。就像每天要刮胡子一样。或者像我奶奶剪掉鸡翅膀一样，这样它们就不能飞到篱笆墙外，就不会离开院子。他也不会离开院子的。他的母亲选择了要儿子而不是天使。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鄙视那个喋喋不休剥夺了自己儿子力量的母亲。但现在我理解她了。她不允许他们剥夺他做人类的权利。这和弥洛陶洛斯的母亲帕西法厄不同。矿工天使郁郁寡欢，沉默寡言，一句话也不说。他似乎杀死了自己身上的天使，最后也成功抹去了人该有的东西。

地下天使的儿子比我们高几个年级，他异乎寻常地高大，去了索非亚打篮球，之后去了美国。

两人打赌谁的妻子更忠诚

他们决定先检验其中的一个。男人宣称要离家几天。他和另一个男人躲在院子里候着。这位丈夫甚至还从什么地方弄来了一把枪。第一天晚上——什么也没发生。他的心稍稍安了一点。

但就在第二天晚上，当黑暗逐渐变得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女人从家里走了出来，她打开了院门， 一个男人像影子一样悄无声息地闪了进来。没有开灯。两个朋友摸到窗户边，微弱的月光只能映出两个身体的运动，但即使这样也足以看出发生了什么。女人如何缠绕着他，做了什么动作，丈夫简直惊呆了，他从没见过她这个样子。他的朋友也看得张大了嘴巴。

我们进去，丈夫悄声说，他们像小偷一样闪进了屋里。下一个场景就是电影、文学和现实生活中的那种经典场景，我不知道如何描述。丈夫打开房门，一步跨了进去，站在右边，双腿微微分开站着，这就是他在电影里看到过的，他用枪指着已经吓得僵硬的两具身体。

距离他两米远站着他的朋友，他的姿势有点愚蠢可笑，因为这样的情形本身就很愚蠢可笑，这种情形下他的朋友不知道该往哪里看。他不方便看他朋友的妻子，因为她光着身子，片刻之前还在做爱，可他也不方便低下头，好像被当场抓住的是他自己，他也不敢看他被戴了绿帽的朋友，为了不让他感觉更难堪。一个词，难堪。

被逮住的情人穿着红色黑条纹的短裤，手足无措，拿眼睛瞟这两个男人，似乎还不能完全肯定到底谁才是丈夫，是拿着手枪的人还是另一个。女人的身体成了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有慢慢停息下来的兴奋，有对突然闯入者的愤怒，还有不断增加的恐惧。有时候秒的长度和容积是无法估量的。

被戴了绿帽的丈夫必须要做出决定。他掌控着这件事（包括枪）……一切如何发展都取决于他，但他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只知道他必须迅速做出决定，时不我待。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只在电影和书里看到过。但现在这些都帮不了他。他振作起来。

他用枪指着那个男人。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你蜷缩成一团了，卑鄙的家伙。都睡到他的床上了。甚至把表忘在他的床头柜上了。人们会杀死那些踏入私人领地的人，这样的警示牌随处可见，如果一个人进入原本就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不仅是你的家，还是你的卧室，不仅是你的卧室，还有和你同床共枕的女人，那会发生什么呢？从另一方面看，他又有什么错，他没有强行进入，某人允许他进来的，而且是把他叫过来的，给了他信号。

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这个某人罪大恶极呢，罪大恶极——是这个女人。这是一个激进的决定，这个通奸者必须用死亡来赎罪。天哪，这是戏剧里的台词，这是古希腊戏剧吧，或者是什么二流的资产阶级戏剧。为了一 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杀死自己的老婆，不，不是没什么大不了， 可总归还是他老婆……而且杀了她又能怎样。

做决定从来都不是他的强项。任何时候都不是。如果他得从商店里挑选一双拖鞋，那整个下午都要搭进去了。黑色还是棕色？他在脑子里把自己所有的裤子清点了一遍，把裤子分成两部分——配棕色的和配黑色的，然后转到了房间里的家具，因为拖鞋最好也能和家具搭配。完成所有这些，一个多小时已经过去了，他选定了棕色拖鞋。但是，最可怕的是，有两种棕色拖鞋——带花边的和没花边的。除了上面这些，还有深色和浅色的花边。这是关于买拖鞋，而这里要说的是关于杀人和伸张正义。通奸中谁的罪过更大？

他把目光从他们身上移开，仿佛第一次看到卧室墙上他们的婚纱照。在这张照片下面，他们怎么可能干这样的事呢。他突然想到，如果他朝照片开枪效果会非常好，他想象着玻璃碎片怎样在他们的脑袋上四处溅洒。

多么好的隐喻。你，这个女人，射杀了我们的婚姻生活，我们的过去收获的就是脑袋上的一个窟窿。可是瞄准哪里呢，瞄准自己还是瞄准她，说的是照片，但其实都一样。如果他对着自己的照片开枪，这也是一种自杀。

最后一刻他转过身来，在所有人吃惊的目光中做了一件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他扣动扳机枪杀了自己的朋友。没有外人的目击，没有犯罪。

本文摘编自

《悲伤的物理学》

作者: [保加利亚] 格奥尔格·戈斯波丁诺夫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 世纪文景

译者: 陈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