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精神状态，像极了我那个准备离职的同事”

在伟大的作家里，卡夫卡大约是班味儿最重的一个了。在小说的世界里，他是严肃的、清冷的、锐利的，但你若是看看他的日记，会发现简直像是在偷看某个准备离职的同事的加密朋友圈：“今天，准备下床的时候，我就这么瘫倒了。”“只要我不从自己的办公室中解脱，我就会迷失。”又丧又疯，和现代打工人的精神特质不谋而合。

余华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络的小说”。他的日记读起来内容分散、思维跳脱，像吃了菌子，像还没醒来，诙谐、荒诞却又不失真实感和深刻哲思。下文中，我们摘录了他的一些日记，如果你还在上班并讨厌上班，一定能从中找到共鸣。

本文摘选自《卡夫卡日记》，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内容根据篇幅有所删减。

01

一九一〇年：

不从办公室中解脱，就会迷失

十二月十八日。

如果我把信（即便是那些内容估计不甚重要的信，比如刚才那封）放一段时间不拆封的原因并不确定，只是软弱与胆怯而已——它们犹豫着要不要打开一封信，就像它们犹豫着要不要打开一扇房间的门那样，而这个房间或许已经有个不耐烦地等着我的人——那么把信放在那里的这种行为就可以用缜密来解释。

假设我是个缜密之人，我必须尽可能地尝试延展与信有关的一切，即慢慢将其开封，慢慢读它，读很多遍，思考良久，为誊清稿打许多遍草稿，最后还得犹豫地把它寄出。这一切都由我掌控，只是这封信的突然而至是无法避免的。

好吧，我也人为地放慢了速度，我很久没有打开它，它就在我面前的桌子上，一直在等我出现，我一直拥有它，却没有接收它。

卡夫卡

晚上，十一点半。

只要我不从自己的办公室中解脱，我就会迷失，这对我来说再清楚不过，这只是在于，只要有可能，我就能把头抬得足够高，那我就不会淹死。这将是多么困难，这得要从我身上引出怎么样的力量啊，今天我没有遵循新作息，晚上八点到十一点并没有坐在写字台前，从这件事上就能看出来，我甚至不把它当作眼下最大的不幸，我只是为了上床睡觉而匆忙地写下了这几行字。

十二月十九日。

开始在办公室里上班。下午在马克斯那儿。

读了一些歌德的日记。距离已经平静地记录下这种生活，这几本日记给它添了一把火。一切事件经过的明晰让它们变得神秘，就好比观看远处草坪的时候，公园的栅栏让眼睛感到宁静，却又将我们置于一种不平等的敬畏中。

刚才，我已婚的妹妹第一次来探望我们。

十二月二十二日。

今天我甚至不敢自责。朝这个空虚的日子里呐喊可能会带来令人作呕的回声。

十二月二十四日。

现在，我更加仔细地端详了一下我的办公桌，发现自己在上面做不成什么好事情。这里乱摆着那么多东西，形成了一种无序，它不具有平衡，对失序之物完全没有任何容忍度，要不然，不管什么无序都是可以容忍的。就连那块绿布上的无序也随心所欲，老剧院的底层座位可能也会是这样。不过从站位上看……

〔明天继续写〕

十二月二十五日。

……桌面下打开的抽屉里冒出装订成册的（旧报纸、目录、明信片、信件，全都是部分撕开、部分打开的状态，摆成露天台阶的形状，这种不体面的状态破坏了一切。）

02

一九一一年：

“我对自己这个不幸的生物有了些新的认识”

一月七日。

N.的妹妹如此痴恋她的新郎，她竟想办法安排与每个访客单独会面，因为这样，她可以更好地表达并重复自己的热爱。

就像是着了魔（因为不论是外部，还是内部环境都没有妨碍我，情况比过去一年来好得多），整个休息日我都没有写作，这是个礼拜天。我对自己这个不幸的生物有了些新的认识，这让我感到欣慰。

一月十二日。

在这些天里，我没有写下多少有关自己的事情，一方面是出于懒惰（现在我白天总睡觉，睡得很香，我睡觉的时候体重也增加了），另一方面也是担心泄露自我的认知。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能做到极致完满，甚至包括所有次要的必然性，又能做到绝对真实的话，自我认知只有借助书写才可能最终得到固定。因为如果不这么做——无论如何，我并没有这种能力——那么，根据个人意愿和已固定之物的优势写下来的东西仅仅是以令真正的感觉消失的方式取代了普遍感觉到的东西，认识到记录下来的东西之无价值性则太迟。

几天前，观看了卡巴莱女演员莱奥妮·弗里蓬主演的《维也纳城》。一层层鬈发堆起来的发型。糟糕的紧身胸衣，非常老旧的裙子，但因悲剧演绎显得格外美丽，极力调动的眼睑，迈着弓步的长腿，手臂沿躯体伸展，意思很好理解。木僵的脖子的含义模棱两可。唱词是：卢浮宫里的纽扣收藏。

沙多一八〇四年在柏林画的席勒像，他在那里很受尊崇。单靠这个鼻子你就能捕捉到一整张脸。由于工作时有扒拉鼻子的习惯，席勒的鼻中隔有点向下拉。一个友好的人面颊略微凹陷，剃干净胡子的脸很可能显得他老气横秋。

一月十九日。

因为我看起来是彻底完蛋了——去年我醒着的时候不会超过五分钟——每天我都不得不怀着离开地球的愿望，或者，在看不到丝毫希望的情况下，我不得不以一个孩子的身份重新开始。

从外表上来看，我要比当时轻松。因为，在那些日子里，我几乎还没有什么朦胧的念头，去追求一种或许与我的生命字字相连的表达，我把它印入胸怀，它吸引我离开原来的位置。我是在何等苦难（却无法与如今的苦难相较）下开始动笔的！何等冰冷的东西成天从写下的东西里钻出来，追逐着我！它是何其危险，它的效力又是何其持久，让我完全没有感受到那种冰冷，当然，我的不幸完全没有因此减少半分。

有一回，我打算写一部小说，写的是相互争斗的两兄弟，其中一个去了美国，另一个则待在欧洲的监狱里。一开始，我只是偶尔写几行，因为它立刻就让我觉得烦倦。有一次，某个周日的下午，我们去看望祖父母，吃完一块与平常一样、格外柔软且抹了黄油的面包，我也像这样写了一些有关我构思的监狱的东西。

我这么做，很可能大部分是出自虚荣，我在桌布上移动着稿纸，用铅笔敲打它，在灯下四处打量，想要吸引别人把写下来的东西取走，读一读，对我表示赞赏。几句话主要描写的是监狱的走廊，尤其是它的寂静与冰冷；还有一些对留下来的兄弟的同情之词，因为他是个好兄弟。

或许在转瞬之间，我感觉自己的描写没有价值，只不过，在那个下午以前，我从未过多注意过这种感觉，在我早已习惯的亲戚中间（我极其焦虑，这让我在熟悉的环境中只能感到一半的快乐），围坐在熟悉的房间里的圆桌旁的时候，我忘不了自己还年轻，有从眼下这个不受干扰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使命。一个喜欢放声大笑的叔叔总算拿走了我轻轻地捏在手里的纸，简单看了看，又把它递还给我，笑都没笑，只是对着另一些用眼神追随他的人说了一句“平常货色”，对我则一句话都没有说。

虽然我坐着没动，埋头盯着自己那张没用的纸，但我确实被一棒子赶出了这个集体，叔叔的判决在我心中重复，几乎已经带来了真实的意义，我甚至在家庭感中瞥见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冰冷空间，我必须用一道火焰去温暖它，这就是我首先要寻找的东西。

二月十九日。

今天，准备下床的时候，我就这么瘫倒了。

原因非常简单：我完全是在超负荷工作。倒不是因为办公室里的活，而是我的其他工作。就这方面而言，办公室倒是有无辜的部分，如果我不用去那里，不必每天在那里待上六个小时——星期五和星期六尤其折磨人，因为我心里全是自己的事情，您根本都没法想象——而是能够为自己的工作安静地生活就好了。毕竟我很清楚，这些都是信口雌黄，有罪的是我自己，办公室对我有着最为明确合理的要求。不过对我而言，这是一种可怕的双重生活，很可能只有疯狂才会带来出路。我在明媚的晨光中写下了这些，若这一切不是如此真实，若我并非爱您如子，我肯定不会写。

顺便提一句，我明天一定就能恢复了，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我听到的第一句话会是，您打算让我离开您的部门。

二月十九日。

特殊的灵感降临，现在是凌晨两点，我这个最幸运也最不幸的人要上床了（我如果可以忍受这些想法就好了，它可能会一直在，因为它比以前强烈了），它表明，不仅是某一类特定的工作，我什么都做得成。如果我任意写下一句话，比如说：“他看着窗外。”这样就很完整了。

“你还要在这里待很长时间吗？”我问。突然发话的时候，我口中溅出一些唾沫，这不是好兆头。

“打扰到你了？要是打扰到你了，或是影响到你上去的话，我立刻就走，不然我还想留在这儿，我累了。”

然而，他最后大概还是很满足，而且我对他的了解越透彻，他就越满足。因为，他对我的了解显然也是越来越透彻，对我的智识肯定是了如指掌。要不然这该如何解释：我还留在巷子里，仿佛我的眼前没有房子，却只有火。要是你受邀加入某个集体，那你就该走进屋子，爬上楼梯，几乎觉察不到你的心思有多么活跃。只有这样，你才是真正地反对自己、反对集体。

03

一九一二年：

什么都没写，令我陷入无休止的不满和紧张

五月九日。

昨天晚上和皮克在咖啡馆。面对所有的不安，我紧紧守着我的小说，根本就像一座望着远处的纪念碑，坚守在这块砖石上。

今晚家里气氛很惨淡。妹夫需要钱办厂，父亲为妹妹、为生意、为他的心脏烦恼，我的二妹不高兴，比谁都不高兴的母亲，还有为写作发愁的我。

五月二十五日。

步伐虚弱，血气不足。

六月六日。

星期四。基督圣体节。仿佛两匹奔跑的马之中，有一匹在奔跑中兀自垂下脑袋，摇晃全身的鬃毛，然后又直起身子，它现在显然健康多了，继续它实际上从未中止的奔跑。

我现在读到福楼拜的信：“我的小说是我依附的岩石，我对世间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和我五月九日写的那句话很像。

魂不守舍、失魂落魄地在巷子里穿梭了两个小时，思索我下午在写作时克服的东西。

六月七日。

很糟。什么都没写。明天没空。

星期一，七月六日。

开始写了一些。睡得有点过头了。在这些完全陌生的人中间还是觉得孤独。

七月九日。

那么长时间一点没写。明天开始写。否则，我又要陷进不断扩大、无法中止的不满中；实际上我已经身处其中。紧张情绪开始了。但是，如果我能做些什么，我就可以避免那些迷信的预防措施。

恶魔的发明。如果我们被恶魔附身，那恶魔不可能只有一个，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能平静地生活了，至少在地球上，就像和上帝在一起那样，统一地生活，没有矛盾，也无需考虑，对我们的幕后操纵者了如指掌。他的脸不会吓到我们，因为身为恶魔的附庸，我们也许会足够聪明，对这样的场景有着某种敏感度，宁可牺牲一只手把它的脸遮住。

如果只有一个魔鬼占有我们，平静、不受干扰地通览我的所有本质，而且掌控了瞬间支配的自由，那他或许也拥有足够的力量，能让我们在人类的一生中保留比上帝的精神还要崇高许多的东西，我们甚至还要宣扬，我们看不见它的一丝一毫，因而也不会为它感到不安。

只有大量魔鬼才能解释我们在世间的不幸。为什么它们不残杀至只剩一个，为什么它们不臣服于一个大魔鬼？两者皆符合恶魔的原则，即尽可能彻底地欺骗我们。只要缺乏这种统一，全体魔鬼对我们尴尬的关怀又有何用？魔鬼一定比上帝更关心人类的脱发，这只是天经地义，因为魔鬼真的失去了头发，上帝却没有。只是，但凡我们体内有许多魔鬼，我们永远得不到幸福。

八月七日。

长时间的辛劳。终于给马克斯写了信，剩下的一小部分作品我写不完了，我不想强迫自己，所以不打算让这本书出版。

八月八日。

为了暂时的满足完成了《拙劣的骗子》。正常精神状态下的最后一点力气。

十二点了，我怎么能睡得着？

04

一九一三年：

“美好的早晨，血里暖暖的”

十一月十九日。

读日记的时候，我被感动了。

是不是因为我对当下不再有丝毫的把握？一切在我眼里都是虚构。另一个人的每句话，每一道偶然的视线，都会把我心中的一切，甚至是被遗忘的、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翻到另一边。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觉得不确定，我只感受到生活的暴力。而且我空虚得毫无意义。我真的像一头迷失在黑夜与山岳中的绵羊，或是一头追赶另一头羊的绵羊。我如此迷茫，却没有悲叹的力气。

我故意穿过妓女所在的街道。从她们身边经过让我兴奋不已，这种跟着其中一个走的可能性虽然渺茫，但也绝非不可能。这是下流的行径吗？我却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它更好了，而且，这实施起来在我看来基本上就是无辜的，我也几乎没有任何悔意。我只想找胖的、年纪大的，她们身上的衣服很过时，但由于有各种各样的装饰品而从某种意义上显得奢华。

有一个女人可能已经认识我了。我今天下午见到了她，她还没穿上她的职业装，头发还披在头上，没有戴帽子，穿着像厨娘一样的工作服，还拎着一个什么包袱，也许是送去给洗衣女工的。没有人会在她身上发现吸引人的地方，除了我。我们瞥了一眼对方。现在已是傍晚，天这个时候已经变冷了，我看到她穿了一件紧身的黄褐色大衣，站在从泽尔特纳大街分出来的一条狭窄小道的一侧，她的林荫道就在那儿。我回头看了她两眼，她也捕捉到了我的目光，但后来，我其实从她身边离开了。

不确定感肯定来自对F.的念想。

十一月二十日。

去了电影院。哭了。《洛洛特》。那位善良的牧师。那辆小自行车。双亲的和解。先是悲伤的电影《码头上的不幸》，然后是有趣的《终于一个人》。我非常空虚，感到非常没有意义，驶过的电车都更有活着的意义。

十二月十九日。

F.来信。美好的早晨，血里暖暖的。

本文摘编自

《卡夫卡日记》

作者: [奥] 弗兰兹·卡夫卡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品方: 99读书人

译者: 徐迟

出版年: 202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