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书之人的家里，总藏着几本不舍得示人的“宝贝”

写书的人，怎么会不喜欢藏书？许多中国著名的文人作家，家里都有一两部令他们引以为傲的“古董书”。

作家刘铮收集到了周作人和徐志摩等中国现代37位著名作家和文化人曾经读过、收藏过的西文书，在《西书东藏》一书中，他记录下这一意义深重的收藏，并分享了这些私人旧藏与前主人曾经发生的那些故事。

下文摘选自《西书东藏》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周作人与知堂西文藏书

关于留学期间学了三年希腊文的事，周作人在1934年12月31日写的一份《周作人自述》中称：“一九〇六年至日本，初入法政大学预科，后改进立教大学，辛亥革命归国，学无专门，只学得了几句希腊文与日本文而已。”

晚年撰《知堂回想录》，有一节就叫“学希腊文”，记述较详：“……在这年（一九〇八）的秋天，我开始学习古希腊文，……那时日本学校里还没有希腊文这一科目，帝国大学文科有开倍耳在教哲学，似乎设有此课，但那最高学府，不是我们所进得去的，于是种种打算，只能进了筑地的立教大学。这是美国的教会学校，校长是姓忒喀，教本用的是怀德的《初步希腊文》，后来继续下去的，是克什诺芬的《进军记》。但是我并不重视那正统古文，却有时候还到与立教大学有关系的‘三一学院’去听希腊文的《福音书》讲义……”

在1932年6月24日所作的《〈希腊拟曲〉序》中，周作人写道：“一九〇八年起首学习古希腊语，读的还是那些克什诺芬的《行军记》和柏拉图的答问，我的目的却是想要翻译《新约》，至少是《四福音书》。”

2018年6月，我从网上买到一部《节本希英字典》，牛津大学出版社1903年第二十八版。亨利·乔治·利德尔与弟子罗伯特·斯科特共同编纂的《希英大字典》是古典学名著，不过由于它卷帙过大，初学者购置、使用都有困难，所以有节编本的出现。除了这种小型的三十二开《节本希英字典》，还有一种中型本，2015年曾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题为《希英词典（中型本）》。

《节本希英字典》

这部《节本希英字典》书名页右下角，钤一朱文篆印“周作人印”。另外，还在字典正文第一页和最后一页各钤了一次。此印不见于《周作人印谱》及陈言、周运等关于周作人藏印的文章。印章材质似为象牙，或许因其轻小而易遗失，故知堂后来未再用之。

学外语，自然要有教材和工具书。周作人称当年“教本用的是怀德的《初步希腊文》”。他还曾将该书作为希腊文入门读物推荐给章廷谦，后者1928年4月28日写信给知堂：“The First Greek Book我已托〔李〕小峰去买，但还没有买到。承指示，谢谢。”

我在旧书网上以“White”和“Greek”为关键词在“已售图书”中随便一搜索，排在结果最前面的一部就是约翰·威廉斯·怀特的《初步希腊文》。看图片，该书书名页右下角钤一朱文篆印，正是“周作人印”，与我那部《节本希英字典》上的一模一样。原来这就是《知堂回想录》里提到过的那部希腊文教材，2018年3月被人买走，比我早了三个月。

事实上，《初步希腊文》与《节本希英字典》所钤印章的真确性，是可以互证的。首先，这两部书商家均未注出旧藏者的名字，而它们作为普通外文书的售价又都是公道的；其次，我买《节本希英字典》时，商家展示的图片相当模糊，一般人绝辨不出印文内容，我也只是隐约感觉可能是名家所藏便订购了。

《初步希腊文》的图片虽大一点点，但同样不清晰，若不是因我细看过《节本希英字典》上的钤印，恐怕仍认不得那是“周作人印”几个字。以上两点，均不符合书贾作伪牟利的一般特征。既然《初步希腊文》可与周作人自己的回忆印证，那印章的真伪也就不必再疑猜了，《节本希英字典》为知堂旧藏亦可确定，且它定是周作人早年习希腊文时所用之物，因为等他后来欲移译希腊文经典必不敷用了。

周运《知堂藏书聚散考》中曾记述现藏国家图书馆的知堂旧藏利德尔、斯科特编《希英大字典》，为1897年版：“正文首页朱文方印：苦雨斋藏书印……第748页有钢笔写的希腊词，不少地方有红色铅笔、钢笔等画线与使用记号。”一方面周作人后来有了大型字典可参考，另一方面其希腊文方面的学识亦已增长，故早年用过的希腊文读本和小型字典在不得已时可淘汰掉。我疑心《初步希腊文》与《节本希英字典》是周作人在生活艰窘之际自己斥卖的。

《节本希英字典》内页

周作人清理旧藏，零星售予旧书店，这种情况其实一直都有，不过五十几岁后卖得更多、更频繁一些。这里只举其日记中所记卖出西文书的几则记录：1939年11月9日，“上午平白（尤炳圻）与沈心芜来，取英、日文书去，共二百册以上，又杂志及中文在外”。11月12日，“下午德友堂来，松筠阁来，与同文书局共取英日文旧书去”。11月19日，“下午松筠阁来，交前售英日文旧书，价八十元，又以中文书予之”。1959年12月11日，“下午中国书店人来，售予西书四十一册及什书，得百三十五元”。

周运文中指出，国家图书馆收藏有明确藏记的知堂西文藏书271种（后又有少量补遗），金文兵先生目前在从事周作人英文阅读史的研究工作，相信也会有所发见。

02

徐志摩的“圈圈”，跃然纸上

近二三十年，诗人徐志摩旧藏的外文书偶尔会在旧书店出现。有读者买到，也有人写文章提及。诗人西川就曾在散文《与书籍有关》中写到，他在北京的旧书店买到的书里面“有打着‘志摩遗书’蓝色椭圆形印戳的《牛津版十九世纪英语文论选》，徐志摩的圈圈跃然纸上”。

“志摩遗书”印章

我还见过一种徐志摩旧藏，上面有何兆武先生的签名，应该是后来入过何先生的手。目前流散在外的徐志摩藏英法文书，可以查考到书名的，约有十来种。它们无一例外，均钤“志摩遗书”之印；从内容上看，都是品位不俗的文学著作，包括萨克雷、罗斯金等的作品，符合徐志摩的阅读趣味。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罹难殒逝。其身后藏书，多归松坡图书馆—生前，徐志摩曾于松坡图书馆任职数年，主持购藏工作。彭福英女士在《国家图书馆所藏松坡图书馆外国图书管窥》一文中介绍：“松坡图书馆成立后，徐志摩捐赠了不少书籍，如1923年捐赠英文书157册，书上钤‘徐志摩捐赠’印章；也有钤‘志摩遗书’印章的，为徐志摩去世后捐赠。笔者参与提善所见的徐志摩赠书160种，以英文文献居多，其次为法文文献，但数量不大，只有10种。”

2013年10月我得到一册英文“志摩遗书”，有松坡图书馆编号8336，是“人人丛书”所出青少年读物《古希腊故事集》，由乔治·W. 考克斯撰述。

直到近年，我们才有机会知道，那些钤着“志摩遗书”印的外文书，徐志摩生前可能并没有打算捐给松坡图书馆。1930年10月21日，徐志摩致信丁文江，称：

昨闻振飞说松馆今由大哥主持，这是好极了的。我有一点琐事要奉烦，前天松馆来信说，虎馆址即将移让，我寄存在那里的书橱十二架及衣箱杂件，得想法挪，但一时我在南中，又无妥便可以代劳，闻石虎七号今由王抟沙先生承租，可否请大哥向与商量，暂时仍容封寄，年前我当设法来运或另移他处。王利民兄不知仍在馆服务否？如在，拟请其代为照料，俾弗散失。

同年11月8日，显然是在收到丁文江的复信后，徐志摩又去信，表示：

书生可怜，书外更无所有，捐助之意恕不能纳，必须迁移时，只有暂行寄存史家胡同五十四号甲金岳霖处。已告知东荪及利民兄，希为招呼，俾弗散失，则感激如何可言！（同上）

从书信内容可揣知，丁文江劝徐志摩将寄存在石虎胡同的书直接捐给松坡图书馆，徐志摩明确拒绝了。可惜世事难料，一年后，徐志摩即身故，他的书到底留在了松坡图书馆。而他当年心心念念，希望有人照料“俾弗散失”的藏书，有一部分幸运地归入国家图书馆，还有一部分，终究散失了。

2020年，我在网上买到一部精装英文旧书，是约瑟夫·康拉德的随笔集《人生与文学散论》。该书书名页正中空白处，钤一方朱文篆印“志摩所作”。我推测，此书为徐志摩旧藏。它不属于松坡、“志摩遗书”序列，没盖图书馆的收藏章。

《人生与文学散论》中的“志摩所作”

按说，“志摩所作”这种印文，钤在作品手稿上才合适，钤在外文藏书上未免别扭。我想，理由或许是徐志摩匆忙之际未加细审。就在1930年10月21日写给丁文江的那封信里，徐志摩曾写道：

早该拜谢你慨赠的名著，我先前在巴黎在北京都买过一册，不用说都教朋友给拖跑。这是第三册到我手，我已题上字盖上章，决不再让它跑的了。

可见，徐志摩平时并不常在外文藏书上题字盖章；也许偶尔钤印，以示珍重，也免得给朋友“拖跑”。由于我购买时，商家并未以名人藏书为招徕，而是当一本普通的英文旧书卖的，因此似无作伪之动机。若欲作伪，仿刻一枚外间习见的“志摩”印，不是比别出心裁刻一方其实并不很切合情境的“志摩所作”更合理吗？此书末页又有中国书店旧书定价章，可知在国内流传颇久了。从纸背观察“志摩所作”印油的渗入深度，可判断此印非近年新钤者。综合上述特征，我认为，此书为徐志摩旧藏，殆无疑义。

既然这是约瑟夫·康拉德的著作，那么徐志摩平日是否读过康拉德的书呢？我遍检《徐志摩全集》，在他的文章、书札中共找到七篇涉及康拉德者，兹按时间先后为序简述如下。

1922年，徐志摩在《雨后虹》一文中提到：“我又想起康赖特的《大风》，人与自然原质的决斗。”这里谈及的是康拉德的小说《台风》。

1922年，徐志摩撰写《丹农雪乌》，介绍意大利小说家邓南遮，称：“他的笔力有道斯妥奄夫斯基的深彻与悍健，有茀洛贝的严密与精审，有康赖特禽捉文字的本能……”

1923年，徐志摩在有名的散文《曼殊斐儿》中提及：“她问我最喜欢读那几家小说，我说哈代，康拉德……”

1923年夏，徐志摩在南开大学暑期学校举办系列讲座《近代英文文学》，他在讲座中称许“康拉特下笔凝练，愈看愈深”，指出“他善于描写海洋生活”，并列举了康拉德的三部代表作：《台风》《大海如镜》《在陆海之间》。在后面谈到作家威尔斯时，徐志摩又说：“威尔斯和康拉得也不同。康拉得是以人为本位，而他是以社会为本位的。”

1927年，徐志摩参与翻译小说《玛丽玛丽》，他在译序中称：“在我翻译往往是一种不期然的兴致……我想翻柏拉图，想翻旧约，想翻哈代，康赖特的小说，想翻裴德的散文，想翻鲁意思的哥德评传，想翻的还多着哪……”

1929年7月21日，徐志摩在复女诗人李祁的信中称：“Lagoon我所最喜，译文盼立即寄我，短文一并寄来。Youth何不一试？再加一篇，即可成一Conrad短篇集，有暇盼即着手如何？”徐志摩“最喜”的康拉德短篇小说即《礁湖》，后面建议李祁试译的则是康拉德短篇小说《青春》。

1930年，徐志摩在小说集《轮盘》自序中表示，“恐怕我一辈子也写不成一篇如愿的小说”，之后列举他歆慕的小说名家福楼拜、康拉德、契诃夫、曼殊斐儿、伍尔夫夫人等，称“我念过康赖特，我觉得兴奋”。

由上可见，徐志摩对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非常熟悉、非常喜爱、非常佩服，不但敦促别人加以译介，甚至自己也曾动过翻译的念头。这样一来，他会购读康拉德的随笔集，也就顺理成章了。

英国文人、著名的中国诗歌翻译者阿瑟·魏礼，与留英时期的徐志摩过从甚密，他晚年撰写了一篇关于徐志摩的短文《欠中国的一笔债》。魏礼提及徐志摩在英国时与大作家的交往：“他的顶礼心情和朝圣脚踪，愈来愈指向文学的领域。他访康拉德、威尔斯、哈代、毕列茨；在这一连串的谒见中，他创造出一种中国前所未有的新文体，就是‘访问记’。这种文字激情四溢，是因发现新事物而沸腾的一种内心兴奋，与普通新闻式的报道迥然不同。”鉴于魏礼所述为“孤证”，我们一时还无法确定徐志摩是否真的拜访过康拉德，不过从情理上讲，喜读康拉德作品的徐志摩有参拜这位文坛耆宿的愿望，是再正常不过了。

《人生与文学散论》并非稀见之书，但有徐志摩钤印的这一册，乃1921年的初版本，并不多见。1921年，对徐志摩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正是在这一年，他经狄更生推荐，以特别生的资格入读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兴许，人在剑桥的徐志摩，是在《人生与文学散论》刚刚出版时就买来读了；兴许，读这部书，也是谒见他仰慕的大作家康拉德的一种准备呢。

03

钱锺书也是侦探小说迷

一般读者可能会留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钱锺书先生藏书极少，他是从图书馆借书看的，读完就还，而海内外友人寄赠的著作，则常常随手送人。这种说法当然不能说是错的，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那些访问记和回忆文章谈的都是钱锺书先生晚年的情形，它们反映的只是钱先生晚年的藏书状况。我们不能因此就推论，青年、中年时期的钱锺书也不喜藏书，或者藏书极少。实际上，林子清先生于《钱锺书先生在暨大》一文中就提到过，20世纪40年代后期，钱先生在上海的时候，林先生“有一次跑到复兴中路他的住宅去，看到二楼靠墙壁安放的书架上摆满了32开本的精装外文书”。

2010年，我买到钱锺书先生旧藏的一本英文书，书本身很平常，是1946年纽约初版的一部短篇犯罪小说选集，名叫《杀人不掉泪：犯罪小说选》，编选者是威尔·卡皮。入选的作家中有许多刻下已寂寂无闻，我听说过的，包括詹姆斯·瑟伯、伊萨克·丁尼森、卡雷尔·恰佩克、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奥尔多斯·赫胥黎、阿加莎·克里斯蒂、多萝西·塞耶斯、达什尔·哈米特、斯蒂芬·李柯克等。

关于钱锺书之读侦探小说（侦探小说与犯罪小说差不多是一回事），最早提供证据的是杨绛先生。她在《记钱钟书与〈围城〉》里提到，钱锺书20世纪30年代在牛津读书时，“论文预试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门课，要能辨认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他毫无兴趣，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休养’得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暑假后补考”。这则逸闻想必许多读者都记得。陆灏先生读《容安馆札记》的影本，又找到钱先生读侦探小说的新线索。这本《杀人不掉泪：犯罪小说选》恐怕也是钱先生用来“休养脑筋”的罢。

书的扉页上有两方印，白文的是“钱锺书印”，朱文的是“默存”。这两方印无甚稀奇，我觉得可珍的倒是书前空白页上用蓝色钢笔写着的 “Ex Libris C. S. Ch’ien Shanghai”（“钱锺书藏书 上海”）字样。结合笔迹，可以确定，《杀人不掉泪：犯罪小说选》是钱锺书先生在1946年后、1949年8月前这段时间里购藏的一本西文书。没准儿林子清先生在复兴中路钱宅二楼看到的大量“32开本的精装外文书”里就有这一本呢。

杨绛在《记〈宋诗纪事补正〉》一文中写道：“我家曾于一九四九年早春寄居蒲园某宅之三楼，锺书称为且住楼。”杨先生指的是上海蒲石路（今长乐路）蒲园8号的寓所。据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记述，1949年，钱锺书的叔父让钱锺书的三弟媳携子女三人来上海同住辣斐德路。人多不便，刚好有朋友介绍了蒲石路蒲园的空房，钱锺书夫妇及女儿钱瑗就迁居到了蒲园。同年夏，钱锺书、杨绛被清华大学聘为外文系教授。稍后，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周而复来蒲园访问，知道钱杨夫妇将去清华，为他们买了软卧票，还开了一个欢送茶会。8月24日，钱杨夫妇动身赴北京。钱锺书在“且住楼”只住了半年，此后有一次开会路过上海，然再未久居。

2021年5月，我得到一本精装的英文旧书，在书名页的右上角，有蓝色钢笔字迹：“C. S. Ch’ien / 18. vi. 1949 / Shanghai”。这是钱锺书的签名，地点为上海，时间为1949年6月18日。其中，字母e的写法及月份以罗马数字表示，都带有典型的钱锺书风格。此书正是钱锺书住在蒲园寓所期间收藏的。

《奇境中的恶意》

书名Malice in Wonderland，直译的话，就是《奇境中的恶意》—实际上，英文书名呼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正式书名实为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Malice（恶意）与Alice（爱丽丝）发音接近，在中文里难于兼顾，只好不管它了。作者署名“Nicholas Black”（尼古拉斯·布莱克），钱锺书在作者名后加了一句英文附注：“Pseudonym of C. Day Lewis the poet”（“诗人C. 戴·刘易斯的笔名”）。

C. 戴·刘易斯，即塞西尔·戴·刘易斯（Cecil Day Lewis，1904—1972），是英国现代有名的诗人，1968年成为桂冠诗人。不过现在大多数人知道他，倒是因为他那个更有名的儿子—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尼古拉斯·布莱克，是塞西尔·戴·刘易斯出版侦探小说时用的笔名。

这本《奇境中的恶意》，为“犯罪小说读者俱乐部”（The Crime Club）的专属印本，出版于1940年。作者介绍页上开列了尼古拉斯·布莱克写的另外五本书，显然也都是侦探小说。塞西尔·戴·刘易斯写的第一本侦探小说《证据问题》（A Question of Proof）出版于1935年，据传记作者彼得·斯坦福（Peter Stanford）介绍，要不是当时刘易斯夫妇的别业屋顶需要一百英镑修理费而他们又掏不出来，恐怕“尼古拉斯·布莱克”这位侦探小说作家就永远都不会出现了。塞西尔·戴·刘易斯后来说，写侦探小说让他可以“在诗歌提供的面包上涂上黄油”。

时至今日，尼古拉斯·布莱克的十几部小说，读者已经有限。不过，研究英国侦探小说史的专家还没有忘记他，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看马丁·爱德华兹的专著《“谋杀”的黄金时代：英国侦探俱乐部之谜》，书里面对尼古拉斯·布莱克的前几部小说颇不吝赞语。

《奇境中的恶意》，出版于战时，似乎无甚反响。小说以一个叫“奇境”的海边度假村为故事展开的环境，年轻气盛的民意调查员保罗·佩里和牛津的一个讲话文绉绉的老裁缝以及裁缝的太太、裁缝的女儿萨莉同车到达度假村。很快，度假村里发生了一连串恶作剧事件，一开始是无伤大雅的，如把糖浆灌进钢琴里之类，后来逐渐升级，如把死鸟、死老鼠放到许多住客的床上……搞恶作剧的人自称“疯帽匠”，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一个角色，而所谓“奇境中的恶意”，就是指“疯帽匠”的恶作剧。度假村的负责人叫怀斯上校，他有个弟弟爱德华也在度假村里帮忙，聪明又端庄的上校秘书叫埃斯梅拉达·琼斯。保罗、萨莉、爱德华、埃斯梅拉达几个人间，产生了年轻人惯常有的那种好感与醋意。

作为侦探小说，《奇境中的恶意》悬念不强，前边发生的事也有点鸡毛蒜皮，让人提不起兴趣。我耐着性子，断断续续读了一个多礼拜，总算看完了。侦探尼格尔·斯特兰奇韦斯在小说篇幅过了五分之二时才出场。按塞西尔·戴·刘易斯传记作者的讲法，这位青年侦探是以诗人奥登的外貌特征为原型塑造的。有意思的是，《奇境中的恶意》的第一页就调侃了一句“早期奥登”，说奥登偏爱生锈的金属和喷发的蒸汽，属于天才无伤大雅的小怪癖。我挺好奇：1940年奥登已经那么有名了吗，以至作者确信“犯罪小说读者俱乐部”的会员们都知道他指的是谁？

小说的后三分之一，几条线索逐渐扭结到一起，子弹开始出膛，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最后侦探对整个事件的分析精细入理，可见塞西尔·戴·刘易斯组织情节的能力。不过，我始终觉得这本侦探小说没什么意思，几个主要人物的心理、行动，都显得浮浅机械。

钱锺书一直喜欢看侦探小说，《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刊布后，我们知道，钱锺书读过的侦探小说作家还有约翰·巴肯、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迈克尔·英尼斯、埃里克·安布勒、埃德蒙·克莱里休·本特利、菲莉丝·多萝西·詹姆斯、埃勒里·奎因、雷蒙德·钱德勒、达希尔·哈米特，等等。其中，也包括尼古拉斯·布莱克。

《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5册中有钱锺书读尼古拉斯·布莱克小说Shell of Death的摘抄笔记。Shell of Death，现一般通用Thou Shell of Death这个书名，即《汝，死神之壳》。该书初版于1936年，是尼古拉斯·布莱克写的第二本侦探小说，叙事巧妙，文辞也漂亮，颇获好评。马丁·爱德华兹在《“谋杀”的黄金时代》里提到的“警句”—“纳粹梦想中的金发女郎”，钱锺书也摘出来了。钱锺书抄录此书所用的笔记簿是“上海民生文具”印制的，加以笔迹特征，可推断为20世纪40年代居沪时所书，阅读时间当早于《奇境中的恶意》。这说明钱锺书对尼古拉斯·布莱克所写侦探小说是持续关注的，就像他对塞耶斯、克里斯蒂、安布勒等的作品那样。

我多年前买到的那部《杀人不掉泪：犯罪小说选》跟《奇境中的恶意》都属于钱锺书在战后上海购读的消遣读物。

《奇境中的恶意》上标注的日期“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八日”或许值得我们特别留意。《听杨绛谈往事》中记述了当年的情景：“锺书一家是在蒲园迎接解放的。5月26日夜里，天阴沉沉的下着小雨，枪声通宵不断。他们住在三楼，三人卧地板上躲避流弹。第二天凌晨天未明，听到号角声，上海解放了！”也就是说，书上标注的日期，不过是上海刚解放的三周后而已。在天地翻覆，许多人必定惊惶纷乱之际，钱锺书在干什么呢？

他在读侦探小说。是神闲气定，安之若素，还是拿书遮眼，以为逃避，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本文摘编自

《西书东藏》

作者: 刘铮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 艺文志eons

副标题: 中国文化名家的外文藏书

出版年: 20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