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发明了人文学科的危机

马克斯·韦伯遭遇了百年前的大流感，于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去世。是韦伯展现出了现代学科化的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什么、不能提供什么，但同时，他也是人文学科“悲剧性的紧张的精神气质”的化身：他发明了人文学科的危机，而他自己就是危机的人格化。

1917年夏，慕尼黑的一群大学生邀请马克斯·韦伯就“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做了一系列讲座，并发表了关于学术研究者工作的演讲。韦伯时年53岁，在过去的十年中，他都未曾从事学术工作。起初，他的事业前途一片光明，但在1899年他经历了一场精神崩溃，随后放弃了在海德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职位。在妻子玛丽安娜遗产的支持下，韦伯数年奔走于诊所之间，接受治疗、寻求救助。他仍继续写作，写作主题都是他终生所关切的问题，例如宗教的社会效应；他为学术杂志供稿，同时为报纸和期刊撰写新闻。在1917年，他最新近的主要著作仍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著作最初是在1904年和1905年以两篇论文的形式发表的。

尽管如此，不难理解为何慕尼黑的学生们会被韦伯所吸引。这些学生是自由学生联盟（Free Student Alliance）的成员，这一组织致力于捍卫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崇高理想——为了知识本身而追求知识，追求教育或德育，追求学术自由，追求善的民主化。在他们看来，那时，由于学科专业化、国家干预、工业资本主义以及战争的影响，这些理想岌岌可危。作为一名多年来笔耕不辍的“局内的局外人”，韦伯以博学和对理想大学的有力捍卫而闻名。

譬如，在1908年，韦伯同极富权势的、掌管普鲁士高等教育的大臣弗里德里希·阿尔索夫进行争辩。引发争议的事件是任命经济学家路德维希·伯恩哈德为柏林大学的全职教授。文化与教育部长期以来对一切教职任命拥有最终权威，但是通常在正式任命前，应同全体教职成员密切沟通，并听取他们的意见。然而，如韦伯所见，在这次任命中，阿尔索夫以对国家有利为名直接正式任命了他所偏好的候选人。

无论是出于信念还是机会主义，许多学者都选择支持阿尔索夫的任命。但是韦伯认为，这对德国高校而言将会是灾难性的，会阻碍“真正的学术品格的发展”。他不无讽刺地建议，或许大学在教会的控制下会更好些，至少教会追求的是金钱和权力以外的东西。

战争岁月验证了韦伯的担忧。像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一样，韦伯庆祝战争的爆发。然而在1917年夏天，他就得出结论认为战争本质上已经失败了。在他看来，德国的失败是由德国人不能独立思考所造成的。无论是隶属于庞大的国家官僚机构中的权威专家，还是文化精英中的文学美学家，都不能够从智力层面或创造性层面，对当下的问题进行把捉，而德国的大学正是促成这种情况的罪魁祸首之一。德国享誉世界的高校所培养出的学者、思想家和官僚，他们都应当因其对国家及其制度的无反思的服从而受到谴责，在韦伯看来，正是这种服从直接导致了国家当下所面临的这场灾难。

1917年11月7日，在慕尼黑的一家小剧场里，当韦伯站上演讲台向观众——大部分是学生——致辞时，想必所有这些问题都萦绕在他的心头。面对着渺茫的前途，学生们一定也在思考着战争。德国正在遭受严重的粮食短缺，因此尽管并不一定会战败，休战却是最好的结果。同时，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已在战场上牺牲。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人应当如何思考学者的志业呢？柏林大学附属学生组织的领袖之一，瓦尔特·本雅明曾宣称大学生的志业是成为关于知识、关于大学，最终关于“人类”的“转变的创造者”。这是一个激进的口号，并且与现代德国教育体系的建筑师威廉·洪堡在一百多年前所提出的伟大目标遥相呼应。那时，洪堡将大学描述为是民族“道德文化”的“顶峰”。

然而，令听众们讶异的是，在讲座中，韦伯并没有从理想谈起。相反，他探讨了学术生活与事业中所面临的实践挑战与责任。大学充斥着结构性问题：糟糕的教学，工作场所的歧视，对劳动力的剥削，武断的任命程序，以及对学者这一职业更为专业化、商业化的理解。

马克斯·韦伯

韦伯所谈论的这些问题，他的听众显然都十分清楚。然而，关于如何变革工作环境，韦伯并没有提供任何建议，也并未寄希望于大学机构的转变。至于专业化，他则将其视为学术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韦伯甚至不惜以传统德育为代价，来强调专业化在学术生活中的价值。他进一步说到，相比较那些用过时的理想主义去质疑当下的人而言，专业化对德国学术来说并不构成威胁。

战前，韦伯曾为将学术同国家紧密联系的保守派感到忧虑，而当下，德国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摇摇欲坠，韦伯同样担心教授冒充先知，试图在课堂上塑造学生们的心灵。那些试图在讲台上灌输空洞意义的教授，在德国热情的年轻一代中收获了热切的听众。那些教授打着迷失、未来、和谐与完整等概念的旗号，要求拒斥学科界限，拒斥思想碎片化。这样一来，他们就削弱了自身的权威性以及大学的合法性。这是自不量力的行为。这些教授所追求的东西已经不存在了，并且有可能从未存在过。专业化的知识在过去半个世纪迅速地扩张。在不同领域中有太多的学科视角、太多相互冲突的道德观念、太多的多元主义了，对于任何一个具有责任感的学者而言，要将其全部进行综合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韦伯是要宣布洪堡式的大学的使命——引导人们追求更高层面的道德意识——已经行不通了。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在《学者的工作》——通常称为《以学术为业》（1919年首次出版）中，韦伯主张，如果要承担起引导那些有志于学术之人的责任，就必须要承认，大学除了有限的道德指导外，不应提供更多的东西。大学也不应提供现成的世界观。大学旨在用开放式的方式去追求知识，以期推动学术发展、使学生获得教育。高等教育机构如果不仅提供知识和理解，还提供信仰和“理想”，那他们就“超越了学术界限”。学者应当自我设限。否则他们的行动就违反了职业伦理，削弱了学术自由的合法性，还会阻碍学生发展最高层次的智力和道德能力所需要的空间。

这种道德教育能够在现代大学中维持学者的志业。但矛盾的是，为了保护这种道德教育，就必须要坚持一种道德禁欲主义。韦伯将之称为“价值自由”（Wertfreiheit），或“价值中立”。这一术语招致了更多批评。自韦伯的时代起，就有人指责他在认识论上是一个天真的实证主义者。韦伯本人也不止一次地嘲笑这一概念，即所谓的学者能够简单地“让事实发声”或达到完全的客观公正。学术需要特定的理想、价值和品德。事实上，韦伯认为学术所需的重要价值，类似于今日的道德教育拥护者们所提倡的价值：包容性，学术诚信，勇气，对思想和价值多元主义的原则性承诺。道德教育的拥护者们将这些价值视作学术训练的平衡。而对韦伯来说，学术训练应当包括对这些价值的传授，它们既是学术价值又是道德价值。

韦伯认为大学能够帮助学生成为成熟独立、自我反思的主体，使他们具有“清晰思考的能力，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大学不应回避价值，而应当引导学生们有意识地去反思他们视为己有的那些价值；大学应当引导学生去理解自己的道德主张和价值，理解这些主张和价值将会同他人的价值产生怎样的冲突，理解按照自己的价值行事将会产生怎样的具体的社会后果。

为了让这种教学以学术的方式展开，学生和大学教授都需要“价值自由”，这一概念通常被误解为价值中立。然而，按照韦伯的理解，价值自由对于一个人为自己的自由、认同与价值承担责任来说是必要的。无论是专业化的学术，还是现代专业化的大学，都不能为个人的最高理想和热爱提供基础或支撑。对韦伯来说，学生必须弄清楚自己愿意为怎样的理想奉献，找寻自己的激情所在。对学术职业来说尤其如此：即使是选择学术为职业并接受其理想与价值，这也不能仅靠学术研究来证明。必须要有信仰。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对禁欲主义、以经验为基础的学术以及价值多元主义的接纳，立刻遭到了批评。不过，近年来非议更多的是韦伯对祛魅的解释，他将祛魅（de-magicking, Entzauberung）置于西方宏大叙事的中心。在关于西方文化中的神话、各种魔法、神秘学或宗教的持久性的学术讨论中，宏大叙事成为了一个十分流行的陪衬。换言之，在确定渴望或声称与灵魂沟通的人始终存在的过程中，学者们常常声称，他们对韦伯和他的《以学术为业》中的主导的全面叙事感到不安。

但是韦伯并不认为祛魅仅仅是世俗化的另一种称呼。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指出，16世纪极度虔诚的加尔文主义者通过否认天主教圣事的神力，同样促进了对世界的祛魅。如此，人文学科，例如语言学，同自然和物理科学一样，都是祛魅的中介，它们使得文学和自然从特定的神秘性中挣脱出来，并削弱了世界对自身的信念，从而独立于任何人类活动，“一切作为意义而存在的事物！”

人们经常忽略的是，正是在《以学术为业》这一讲座中，韦伯发展出了他对祛魅最宽泛的解释。他还讨论了对复魅、超越和乌托邦的渴望——无论在大学内外。正像韦伯所理解的那样，祛魅的中介，例如学科、基于高校的学术，创造出了对复魅的渴望，并导向了对“正确经验”的狂热追捧，尤其是在文化精英和知识分子中——这些人即使不为之狂热，也更容易完全陷入理性的现代化体系当中。

在投身于人文学科的人中间，更常见对复魅的渴望。德国思想家和学者直至最近才开始呼唤用人文学科为缺乏意义和价值的世界作道德补充。在1930年，哲学家埃里克·沃尔克对过去十年来韦伯的讲座所引发的争论进行了反思，并将韦伯描述为“现代人文学科危机的典型”。沃尔克并不是说，韦伯对大学中艺术、历史、文学和哲学研究中矛盾的分析具有典型性，而是说韦伯本人就是“典型”：他是危机的人格化。

韦伯展现出了现代学科化的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什么，是人文学科“悲剧性的紧张的精神气质”的化身。他将学科化、专业化、禁欲式的思考转变为人们在今日如何过学术生活、如何投身于学术工作的道德范例。他体现了人文学科危机中的矛盾：即人文学科作为方法和道德构成，作为知识和精神气质，都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对于许多韦伯的同时代人而言，韦伯对学术目的的这种狭隘的、极为局限的设想，正是问题所在，并且也不足以应对危机。

与许多同时代者不同，无论世界怎样被祛魅或理性化，韦伯都不相信世界是缺乏意义的。真正的问题不是缺乏意义，而是意义过剩。他将称之为“价值多神论”，即不同价值和价值命令的大量繁殖和日趋相似。像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所指出的那样，韦伯要求读者向现代生活中的困难妥协，避免那些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的虚假的解决途径：教授在课堂上装模作样地扮演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先知，从而削弱了大学的力量。事实上，韦伯致力于推动许多人文学者视为自己志业的祛魅，这表明这些人文学者缺乏思想上的成熟与刚毅，而不少人都对此进行了反击。

《学术与政治》（钱永祥 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

不过，韦伯还提供了一种对学术的愿景，即将学术作为一种有意义的、深刻的道德生活方式。他寻求融合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以保护对知识与真理的追求的伦理完整性和道德合理性。韦伯时常告诉他的读者，如果没有对学术发自肺腑的激情（这种激情单靠学术本身是解释不清的），那么年轻人使自己屈从于大学荒诞可怖的劳动条件当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鉴于薪酬微薄、任用程序武断，学术和知识工作必须产生“激情”，因为只有无法彻底理性化的对终极理想的信念才能使志业具有意义。学术或许是祛魅的中介，并且复魅或许会威胁到学术，但是学术同样需要迷恋，需要一种解释不清的“激情”。

韦伯强调需要理想，也强调对世界做出经验性的评估——对现实的内在激情和坦率解释。他将源于宗教的术语应用到现代，这一术语既出现在《以学术为业》的题目中，也出现在韦伯在慕尼黑系列讲座的第二讲《以政治为业》中：志业（Beruf），通常还被译为使命、职业或工作等。在这样一个时代下，那些发出真正的召唤（true calling）的神或是隐匿或是淹没于现代性的理性结构之中，为了澄清真正的召唤这一矛盾的概念，韦伯利用了他对加尔文教的分析，他十多年前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已经提出了这种分析。而且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在对世界宗教的广泛研究过程中，他又时常回到这种分析中去。

对韦伯来说，志业有两种含义：一个是传统的宗教意义上的，例如上帝的召唤，另一个是专业意义上的，例如一个人的工作或职业。志业既涉及到专业化的个体形式，又涉及到社会范畴或组织形式。最终，志业本身就是目的。一个人工作不仅是为了挣钱，而是要成为比自身更伟大的事物的一部分。劳动的分工和专业化并非问题所在；而是新现实问题的道德解决措施。在现代西方社会，过有意义的生活，就是要致力于一项志业，并且由此而改变。韦伯认为学术和政治就是这样的志业。如他所说，学者和政治家不仅仅以他们的志业为生，或是通过志业谋生。他们从心理上依赖自己的志业，从他们在社会中所承担的角色中寻求意义和价值。

对大多数德国文化精英来说，韦伯对政治和学术的看法相当于一种暗淡的存在主义版本的自由主义，对现代性的无望屈从被编造成了英雄主义的现实主义。韦伯捅破了形成数十年的马蜂窝，释放出一大堆关于重生、更新和复兴的观念，这些观念不仅是关于政治和学术的，也是关于何种生活和工作方式在现代生活中是有意义的。

韦伯所说的价值自由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被提出的问题，直到现在仍在讨论。以塔尔科特·帕森斯为首的美国社会学家，接受了这一概念，并将韦伯视为其创始人，因为他们想发展出一种可以为现代自由主义国家服务的、科学的和方法严谨的的社会科学。

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导人物马克斯·霍克海默也是这样理解韦伯的。霍克海默曾作为一名学生聆听了韦伯的讲座。在1962年，他指出，韦伯拒绝用他的学术才智去建构一个更好的社会，这是由于他对价值自由的承诺所导致的。这阻碍了他的思考，使他陷入了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观。

与之相反，德国流亡者汉斯·格特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青年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 提供了另一种具有影响力的左派批判。他们认为韦伯是个怀旧主义者。在他们为《马克斯·韦伯：社会学论文》（这本书收录了韦伯关于志业的两篇演讲，是这两篇演讲最早广泛传播的英文译本）写作的导言中，他们认为韦伯是一个不情愿的技术理性的倡导者。他归根结底是一个老派的自由主义者，对他来说，人文学者的衰落和专家的崛起意味着西方现代性中自由机会的进一步减少。

以上这些解读都未能切中根本。他们误解了《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核心张力。这种张力是双重束缚，在一个祛魅了的世界中生活，这既是一种负担，又意味着一种可能性。在一个充满了不同价值观和道德主张的世界中（韦伯称之为“价值多神论”），知识工作至关重要。韦伯认为，如果有任何事物在时空上束缚着人类，那就是他们创造意义的能力。知识工作的目的是帮助世界创造出可能的有意义的生活形式。

在一百多年后，韦伯面临的问题仍伴随着我们。今天，大多数的学者都只顾工作，以维持依赖于他们劳动的高等教育工厂继续运转。像美国一流大学的许多校长，一边纪念和宣扬教育机构曾经的目标，一边成日监管着拥有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全球性企业。除了极少数的幸运儿或拥有终身教职者外，还有谁会继续相信学术是一种志业呢？在今天阅读《以学术为业》，意味着要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今日的大学不再适合从事作为一种志业的学术工作了。并且，在自由主义的制度之下，历史、市场和理性的看不见的手都不能引导我们走向普遍的和平与繁荣。在今天，阅读这篇演讲，更能提醒我们在危机的时代保持清醒的、祛魅的思考的道德紧迫性。

Paul Reitter (Editor), Chad Wellmon (Editor), Damion Searls (Translator)

Charisma and Disenchantment: The Vocation Lectures (New York Review Books Classics，2020)

资讯（2020.6.14） | 韦伯发明了人文学科的危机

保罗·雷特尔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查德·维尔蒙任教于弗吉尼亚大学。本文编译自他们为新版《魅力与祛魅：关于志业的讲座》所撰导言（https://www.chronicle.com/interactives/20200206-MaxWeber）

编译/关山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