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罕•帕慕克“在土耳其最受欢迎的小说”《红发女人》出版

“小说怎么开头，你更在行，不过你的书须是像我在最后剧目中的独白一样，既发自肺腑，又宛如神话。既像发生过的故事般真实，又要像一个传说般亲切。那时，不光法官，每个人都会理解你的。别忘了，其实你的父亲也曾想当个作家。”这句话出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新书《红发女人》，非常精准地涵盖了这本小说的几个关键词：史诗、父子关系、重大纠纷，还能让我们窥视一丝悲剧的色彩。

这是帕慕克上部作品《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出版两年后的全新作品。曾被读者戏谑为“最好读的诺奖作家之一”的奥尔罕·帕慕克，将这个故事在心中酝酿三十年。虽然书名为“红发女人”，但它实则讲述的是截然不同的故事。小说缘起于1988年夏天，帕慕克在住处附近遇到的一对情同父子的挖井人。在这部十一万字的新书里，作家展示了另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清晰、简洁、节奏迅疾，包含着惊心动魄的翻转。帕慕克曾在访谈中表示，自己有意写出一部比以往作品都更短的小说，以打破一部分读者的既有期待。相比他此前最知名的几部代表作，《红发女人》少了一些铺排、华丽的句子和繁复的叙事技巧，显得更“接地气”。

据帕慕克称，这是他在土耳其最受欢迎的一部小说，“出版后二十个月内就售出了二十余万册”。值得期待的是，他的另一部代表作《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全新版本将与《红发女人》一起登陆中文世界。

《红发女人》，奥尔罕·帕慕克著，世纪文景

视角再次投向底层人物，帕慕克花三十年打磨故事

尽管《红发女人》篇幅不长，却已经历了作者三十年间的酝酿和反复打磨，体现了土耳其谚语“以针挖井”所形容的缓慢与耐心。小说讲述的故事仍然发生在帕慕克魂牵梦萦的老伊斯坦布尔。

和上一部作品《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一样，帕慕克继续把目光投向城市生活的底层，这次他所写的是一项古老的手艺——“挖井”。1988年夏天，在帕慕克住处附近的土地上，一对挖井师徒正以始自拜占庭时期的古老手工技艺打井，这引起了作家的强烈兴趣。通过交谈，帕慕克从这对挖井人那里了解了有关挖井的一切。多年以后，帕慕克仍对挖井人的故事念念不忘。在他看来，这些不会被写进宏大叙事的工匠，恰恰记录着伊斯坦布尔最为生动的民间历史。

故事始于1986年。中产阶级家庭的少年杰姆，因为父亲突然失踪而面临贫困，他不得不在暑假跟随挖井师傅学习挖井，也因此体验了底层民众的生活。三十年后，他又凭借教育和自身的努力，成为了卓有成就的建筑承包商，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杰姆见证了伊斯坦布尔郊区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回到当年的打井地点恩格然小镇，杰姆感受到的不止是怀旧情绪，也有隐隐约约的、来自贫困阶层的某种敌意。阶级差异直接导致了杰姆和儿子恩维尔之间的深刻隔阂，为二人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书中包含着多重尖锐的对立：在土地开发计划中得利的商人与已被现代化进程遗忘的手工劳动者，凯末尔主义的、世俗的土耳其与响应底层呼声但日益走向专制的土耳其。《金融时报》评价道：“这本书充满了悲悯和地方色彩，它描绘了一个男孩走向男人的历程，也记录了土耳其如何走向不可逆转的变化。”

书名为《红发女人》，实则写父子故事

“红发”代表了愤怒、叛逆、野性，拥有颠覆男权秩序的强大能量

小说名为“红发女人”，很多读者第一反应是女性故事。但其实简单来说，帕慕克讲述的是几对父子的故事。在小说中，作家试图阐述一个经典的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父亲，是宽容我们的一切，还是教会我们服从？”书中四个人物——杰姆、挖井师傅马哈茂德、杰姆的亲生父亲以及杰姆的儿子恩维尔——他们之间既是父与子，师傅与徒弟，又是上层与下层，亲人和仇人。英国《卫报》评论“它几乎是用痛苦的力量深度剖析父子关系”。

而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红发女人”并非昙花一现。她虽然不是作家着墨最多的人物，但她构成了一切事件和谜团的起因。用帕慕克的话来说，这样的女性人物，正如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和波斯史诗《列王纪》故事中的女人，都体现了某种“挑起灾难”的能力和欲望。作家解释，之所以选择红发这一特征，是因为红头发在西方和土耳其语境中都代表了愤怒、叛逆、野性。有意思的是，“红发女人”的红头发并非天生，而是染成的，不仅如此，她坚持染红发数十年，也就是说，通过染成红发，她主动选择了这种叛逆、大胆的形象。帕慕克借此告诉读者，和西方世界的刻板印象不同，土耳其的女性并非全然受到压迫而无力反抗，她们也同样拥有颠覆男权秩序的强大能量。“红发女人”作为帐篷剧场的戏剧演员，她的颠覆能力不仅来自美貌的诱惑力，更来自她对戏剧表演的执迷。

小说分为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都以主人公杰姆的口吻叙述，而第三个部分是红发女人的独白。在她娓娓道来的讲述中，谜团被慢慢揭开。如《卫报》所说：“结尾部分的转折，让读者感觉仿佛自己刚刚从深井中上来，骤然进入令人目眩的光线。”不过，帕慕克似乎也在暗示，无论是杰姆的记忆还是红发女人的讲述，一切回忆都有不可靠之处，一切讲故事人的叙述都带有某种虚构成分。就在居尔吉汗让我们相信，父子相杀的疑团已然豁然开朗之时，我们仿佛又陷入了一个更大的谜。或许只有再读一遍，我们才能领悟作者巧妙埋伏的诸多细节。也正是在此，帕慕克再次显示了举重若轻的大师手笔。

带领读者重新发现古代经典与现代生活的关联

本书不仅延续了帕慕克对“红色”的偏爱，也和他的诸多其他作品一样，在叙事中向古代经典文本致敬。从《白色城堡》到《我的名字叫红》，再到《伊斯坦布尔》，帕慕克一直关注的主题是，身处东西方文明交汇处的土耳其如何选择自己的身份和记忆。当帕慕克到访伊朗时，他惊讶于伊朗人对自己的传统何其熟悉，而土耳其人却在西化进程中渐渐遗忘了自己的过去。帕慕克说：“土耳其人忘记了这些故事，但它们仍然以荣格所说的‘原型’的方式，残存于我们的记忆中。”于是，他决定重写波斯史诗《列王纪》中的传说，重新唤起土耳其人的文化记忆。

在小说里，杰姆的人生经历，和神话、传说相互交错。作者反复对比了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和《列王纪》中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的故事——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两大经典传说，前者是经典的弑父故事，而后者则是以杀子为结局。主人公杰姆多少有着帕慕克自己的影子。和小说中杰姆的父亲一样，帕慕克的父亲也相信世俗价值，鼓励自己的儿子追求个性，但是他常常不在帕慕克身边，不会嘘寒问暖；帕慕克在1988年遇到的那位挖井师傅，虽然苛刻、专断，但是在劳动之外，却对徒弟充满了体贴入微的关怀。帕慕克将这两种父亲形象写进了《红发女人》，并且分别对应着俄狄浦斯故事和鲁斯塔姆故事中的父亲。小说迫使我们思考：我们是应该摆脱一切约束，尊崇个性和自由，还是为了生存与安全而服从权威？在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的价值冲突中，每一个现代人都面临着类似的矛盾。

“光影伊斯坦布尔”——新版《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四十年间，帕慕克笔耕不辍地写着心中最伟大的土耳其故事。不可否认，多数外国人对土耳其的认知，更多来自于他的作品。2007年，文景首次出版了帕慕克的代表作之一《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至今仍有许多中国读者手持这本书踏上前往土耳其的旅程。

2018年，文景重新出版这部经典作品。相比原有版本，本次新增图片230幅，均由作者亲自甄选。帕慕克将图片与他的记忆相联系，土耳其的“呼愁”、黑白分明的城市建筑、省城里的贫民、后帝国式的忧郁以及建筑废墟的苍凉。

帕慕克自己说：“上一版本的《伊斯坦布尔： 一座城市的记忆》是一本基于文字的书籍;；而新版本“光影伊斯坦布尔”则是一本基于视觉的书籍。前一本书中，照片是附属于文字的;；而在这个版本里，我可以说，文字诠释了照片承载的情感。从右往左翻看这本书，也会富有情趣。”

至今，文景出版了奥尔罕·帕慕克已经问世的全部著作，共计十三部，他们也将持续关注与引进帕慕克未来的作品。年近七十的帕慕克依然保持着敏锐的观察和活跃的创作力，不久前他也表示，自己正在写作一部新的小说，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