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能寺之变定论可信吗？明智光秀后裔揭开1582年之谜

本能寺之变

本能寺之变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武装政变，也是战国时代走向终结的一大契机，被认为是战国时代最后的“下克上”。

天才织田信长为何会在即将一统天下之时被最为器重和信赖的部下背叛？肩负名门土岐一族存亡兴衰的明智光秀是如何将计就计成功发起叛乱的？在所有事件的背后操纵这一切的人究竟是谁，谁又是最后的赢家？

“一切都爆发于天正十年六月二日。”

四百多年以来的历史谜题将经由明智光秀的后裔明智宪三郎之手一一解开，各种所谓的“定论”也将逐一受到“历史搜查”的挑战。光秀的焦躁、信长的计策、秀吉的野心、家康的苦恼……一场出人意料的世纪政变。

本文为《本能寺之变》的序言《漏洞百出的本能寺之变定论》，也是全书内容的脉络和导读，凤凰文化特发布于此，与读者分享。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甲骨文授权发布。

[日]明智宪三郎著/郑寅珑译/信誉审校/2017年9月出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甲骨文

《漏洞百出的本能寺之变定论》

文丨[日]明智宪三郎

译丨郑寅珑

大家对于明智光秀及本能寺之变等事件，有怎样的认识呢?大部分的人恐怕都是基于以下基本脉络而了解到了各种逸闻轶事吧。 

关于明智光秀的前半生，大致有这样的说法:在美浓的明智城被攻陷之际，他脱身逃往越前，在各国间流浪，后效力于朝仓义景（明智城陷落说+侍奉朝仓说）。 后来他侍奉织田信长，就足利义昭上洛一事与信长斡旋，义昭上洛后，他同时为信长和义昭两边效力（信长、义昭两方从属说）。义昭被流放后，他虽然在信长底下鞠躬尽瘁地工作，却怨恨起信长，怀着夺取天下的野心策划了谋反（怨恨说+野心说）。 

到事件发生的前夜为止，光秀都是独自决意叛变的，哪怕对自己的重臣也没挑明意图（单独犯罪说+秘密叛变说）。叛变是因信长的疏忽大意产生了军事空白而造成的一次偶然性事件（疏忽大意说+偶然事件说）。 

得知本能寺之变爆发后，德川家康在九死一生中逃回三河，发起了讨伐光秀的义军，却为时已晚（穿越伊贺危机说）;羽柴秀吉得知本能寺之变发生后，便立即与毛利讲和，并冒着台风以惊人的速度回军讨伐光秀（中国大返还神迹说）。 

以上概况可以说是历史学界大致公认的定论。除了“怨恨说”之外，其余部分皆为昭和三十三年（一九五八）出版的高柳光寿所著《明智光秀》里的内容，后作为定论广泛为人们所接受。该书否定了当时以怨恨为光秀叛变动机的“怨恨说”，从而提出了“野心说”。日本历史学界也受此影响，掀起了一阵“该是怨恨说还是野心说”的讨论。除了动机以外，其余内容皆未引发争论而作为定论固定了下来。

从那之后，包括“黑幕说”在内的各种动机论被提出。二〇〇六年，被认为是高柳学说继承者的铃木真哉、藤本正行在《信长是为阴谋所害吗》一书中，提出了“怨恨说”和“野心说”共同成立的观点。由此，有关动机论的讨论也尘埃落定，形成了再次肯定既有观点的定论。 

但是，这个定论的证据，不论哪个都十分薄弱。如果有“历史法院”的话，裁定该定论时，肯定会做出证据不足的判决。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定论的证据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织田信长

“明智城陷落说+侍奉朝仓说”

这种说法只不过是在本能寺之变发生上百年后出版的军记物，也就是物语《明智军记》里虚构的故事罢了。可是，因为高柳光寿在《明智光秀》里肯定了“侍奉朝仓说”，所以它便作为定论固定了下来。高柳将以熊本藩细川家作为正史编纂的《绵考辑录》（细川家记）的记述作为依据，可是《绵考辑录》中关于此事的记载就是参考《明智军记》写成的。

高柳一边特意注明了《明智军记》是一本“充满谬误的恶书，我不会引用其中有关光秀经历的部分”，一边却又肯定了《绵考辑录》的记载，很讽刺的是，他最后还是引用了《明智军记》的内容。  

明智光秀

“信长、义昭两方从属说”

高柳光寿的《明智光秀》中，有关义昭上洛的部分里写到“此时光秀已成为信长部下一事基本可被认为是事实”，而且还说明智光秀“同时也侍奉着义昭”。由此光秀同时侍奉过信长、义昭二人的说法便成为定论。 

但是，高柳作为依据的史料还是《绵考辑录》。《绵考辑录》中光秀在义昭上洛前侍奉过信长这一段也是参考了《明智军记》的记载而写成的。高柳在这里又引用了《明智军记》的记录。  

羽柴秀吉

“怨恨说+野心说”

本能寺之变发生的四个月以后，羽柴秀吉命自己的家臣撰写了交代本能寺之变始末的《惟任退治记》。书中可见信长所说的“光秀因怨恨而杀我”，以及光秀在那首被称为怀有夺取天下野心的连歌《爱宕百韵》中所咏的内容:“如今正是好时机，土岐五月统天下。”（時は今あめが下しる五月かな）这就是怨恨说、野心说的源头，后世的军记物均以此为基础，夸大其词，创作出许多逸闻轶事，使该说法变得更为丰满。 

高柳光寿的《明智光秀》否定了“怨恨说”而提出“野心说”，引起了历史学界的争议。前文既述，争论最后以两说共同成立的形式尘埃落定。可是，如果这是报纸社会版里的报道也就算了，但既然光秀一直支持信长统一天下，真的会因为怨恨而发动杀人事件么?另外，高柳所谓“信长欲得天下，秀吉也欲得天下，则光秀亦欲得天下”的“野心说”，在证据方面真的有说服力么? 

就因为这种说法流传了超过四百年，大家便如此认定了。可是大家真的不觉得这是很孩子气、很幼稚的动机么?  不论“怨恨说”还是“野心说”，其根据全都是“那羽柴秀吉授意所写的”内容。可是，正因为是“那羽柴秀吉授意所写的”，所以更不能囫囵吞枣、照单全收。作为胜利者的秀吉按照自己的喜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编造一个说法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织田信长殴打明智光秀”

“单独犯罪说+秘密叛变说”

《惟任退治记》里记载“光秀密谋叛变”，这便是此说之始。以此句为基础，军记物里便创作出光秀“在事变前夜首次向重臣公开叛变的决意”这般像模像样的故事，而这一说法经《明智光秀》一书里高柳的肯定而成为定论，  即为了防止叛变的秘密泄露，光秀事前不可能与任何人商量。这也是“那羽柴秀吉授意所写的”，不能就此相信。 

光秀的最终目的是叛变成功。而“保密”只不过是为了“成功”的手段之一罢了。如果叛变的成功需要合作者的话，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在保守秘密的同时确保有同谋。实业界的目的手段关系论便是与此相同的理论，对于在战国时期为了生存下去而常被迫面临抉择的武将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疏忽大意说+偶然事件说”  

光秀趁着信长因疏忽大意而产生的偶然机会发动叛变这一说法已成为定论。现在因为本能寺之变是成功的，所以谁都没问到底是怎样成功的。因此，叛变的具体实施过程尚未被解析出来。 

比如，本能寺之变的当天，德川家康为了与信长会面而前往本能寺，是信长抱着某种目的把家康叫到本能寺的。那么，信长究竟想做什么呢?

另外，光秀在本能寺杀掉信长后，得知信长嫡子信忠据守二条御所，这才前往讨伐信忠。光秀为什么没有同时袭击信长和信忠呢?如果得知本能寺之变爆发的信忠从京都逃脱的话，谋反理应会失败。 

没有人会在认为“即使失败也无所谓”的情况下就发动谋反。既然要谋反，就肯定会做好万全的准备。在这样的前提下，本能寺之变当天发生的事情就必须有一个解释。而“疏忽大意说+偶然事件说”可以说是一种回避解释的说法。  

“穿越伊贺危机说”  

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纂的《大日本史料》规模巨大，内容丰富。它根据年月日的顺序，搜集摘录了与事件相关的史料，这是所有研究者都会首先参考的资料。在天正十年六月四日的条目里，《大日本史料》摘录了一百页以上、约六十条与德川家康穿越伊贺相关的记载。 

很多摘录内容中都写道:德川家康被一揆袭击、命悬一线地逃回三河，而同行的穴山梅雪则被一揆袭击，遭到杀害。穴山梅雪曾是武田胜赖的重臣，后归顺织田一方。 

正因为有大量史料如是记述，该说法变成了难以动摇的定论。可是，对这些摘录史料的可信度，却完全没有评价。大部分的史料都是后世之人写的。  然而，还有这样一个人，只有他遇到了刚逃回三河冈崎城的家康一行人。他在相遇当天的日记里写着“梅雪切腹”，因而穴山梅雪不是为一揆所杀害的。从当时的状况来看，他应该是被家康命令切腹的。但是这句证言一直被无视———明明在可信度上更胜一筹，却因记载数量少而败下阵来。 

高柳在《明智光秀》里写道:“梅雪被一揆多次袭击后遭到杀害，这恐怕是事实吧。家康在回到冈崎后便于第二天即六月五日迅速展开了针对光秀的敌对行动。”而在书中，上述那人所写的日记———《家忠日记》作为支撑该说法的史料之一被列举了出来。 

可是，该日记里并没有提及梅雪被一揆所害一事或家康在六月五日针对光秀的敌对行动。不如说，其中写着正相反的内容。

“中国大返还神迹说”

在本能寺之变的第二天六月三日的夜晚，知晓了信长、信忠之死的秀吉在第二天四日便与毛利紧急和好，定论认为他是在六日就从备中高松城撤离了，冒着台风以一天八十公里的速度急行军，于七日到达姬路城。高柳在《明智光秀》中也记述了该行程。 

其实，最初写下该行程的也是《惟任退治记》，这种说法只是无条件地相信了秀吉根据自身需要而进行的记录。这也是“那羽柴秀吉授意所写的”，所以我们当然不能轻信它，不是吗? 

虽然定论的证据确实疑点重重，可还是有人主张“不坐时光机回到过去就无从得知历史真相”吧。“绝对真相”也许确实如此。可是，现实世界里的真相，不论是在四百年前，还是在今天，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判断。这就是盖然性。 

比如，一九九八年发生的和歌山毒咖喱事件。在町内会组织的夏日祭典上，因贩卖的咖喱饭中被掺入了砒霜而造成了人员死亡。无人目睹作为嫌疑人的主妇在咖喱锅里掺入砒霜的那个决定性瞬间。在没有具决定性的目击者证词的情况下，法院最后还是判处嫌疑人有罪的依据就是盖然性。因为从各种证据看来，嫌疑人极有可能投入了砒霜。 

历史的真相也是完全一样的，即便没有直接记述该事件的史料，也可以像警方搜查一样，通过各种证据，复原盖然性很高的真相。最重要的就是解开谜底的步骤。从预想的前提条件出发先把答案定好，再去找与之相吻合的证据，这一方法是本末倒置的，这发生在搜查过程中就会制造冤案。 

我彻查了当时有可信度的史料，找出证据，从根本上重头做了本能寺之变的研究。当我把查找出的证据全部复原成合乎逻辑的事实时，一个和定论完全不一样的答案浮出水面。连我自己也对此感到震惊。因此，我在确认自己采用的证据和推理没有错漏的基础上，又从各种角度检查了是否还有得出其他结论的可能性，最终才接受了这个答案。我把自己的这种研究方法称为“历史搜查”。因为这与一般的历史研究明显不同。 

我想，听过我所复原的真相的人肯定都会惊呼:“不可能!”“天方夜谭!”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是四百三十多年以来人们从未听过的对真相的解释。能虚心坦率地评价搜查内容（证据和推理）的正确性和逻辑性的人，应该会觉得“确实有可能!”“这才是正确的答案!”，进而认同我的观点。所以，无论如何也要请读者自己阅读本书并进行确认。我想你们会有种读推理小说的感觉，并且能够感受到和以前层次完全不同的解开本能寺之谜的乐趣。 

另外，此前我曾出版了《本能寺之变———四百二十七年后的真相》（总统社，二〇〇九年），受到读者好评。本书是在前书的基础上，再加上我这四年追踪调查的结果后增补修改的文库本。在感觉上，与其说是前书的文库本，不如说是其进化版。希望各位能好好品味历史搜查更深、更广的成果。   

平成二十五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