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横扫艾美奖，听听玛格丽特怎么说

【编者按】北京时间9月18日上午，美国电视类最高奖项，第69届艾美奖揭晓。根据阿特伍德小说《使女的故事》改编的同名剧集，横扫最重要的剧情类剧集奖项，囊括最佳剧集、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等奖项。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一系列反乌托邦题材的小说开始在美国热销。其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也进入了美国亚马逊图书畅销榜。本文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为新版《使女的故事》撰写的序言。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使女的故事》剧组共同上台领取第69届艾美奖剧情类最佳剧集奖。

1984年春，我开始写《使女的故事》，它最初并不叫这个名字。我用手写，绝大多数时候写在黄色法律记事本上，然后把我难以辨识的潦草手稿在一台租来的德国键盘手动打字机上敲出来。

键盘是德国产是因为我当时住在西柏林，那时它还被柏林墙包围：苏联仍然强势，并且要等上五年才会崩塌。每周日，东德空军制造音爆，提醒我们，他们近在咫尺。我造访过几个铁幕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经历了那种警觉、被监视的感觉、死寂、转换话题、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暧昧方式，这些对我当时的写作产生了影响。那些重新分配用途的大楼也一样。“这本来属于……但后来他们消失了。”这种故事我听了很多回。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我出生于1939年，在二战时开始记事，我知道建立起的秩序可能会一夜之间消失。变化可以迅疾如闪电。“这在这里是不会发生的”并不可靠：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在一定的情形下。

到了1984年，我那会儿回避自己的小说已经有一两年了。它在我看来是一项冒险。自1950年代高中生涯以来，我一直广泛地涉猎科幻小说、悬测小说、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小说，但我从未写过这样一本书。我能写吗？这种形式遍布陷阱，其中包括说教的倾向，转入寓言的危险，以及缺乏说服力。如果我要创造一个虚构的花园，我希望里面的蟾蜍是真的。我的其中一项原则是，我不会在书中放入任何詹姆斯·乔伊斯所言历史的“噩梦”中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或者任何已经存在的科技。没有想象的小玩意儿，没有想象的法律，没有想象的暴行。俗话说，上帝显身于细节。魔鬼也是。

电视剧《使女的故事》于今年4月开播。

回到1984年，书中主要的前提假设——即使在我看来——都相当出格。我能说服读者，美国发生了一场政变，从前的自由民主政权变成了一个缺乏想象力的神权独裁吗？在书中，宪政和国会不复存在：基列共和国建立在17世纪新教信仰根基上，它也是我们自以为了解的当代美国的根基。

这本书发生的具体地点在麻省剑桥，哈佛大学所在之地，如今这里是一所前沿的自由教育机构，但曾经是新教神学院。基列秘密服务机构位于怀德纳图书馆，我在书架间度过了很长时间，查找我的新英格兰祖先的资料，还有萨勒姆女巫审判的资料。把哈佛墙安排为受刑者尸体的陈列处会不会让有的人感到冒犯？（的确有。）

在小说中，人口由于有毒的环境不断减少，社会急需生育能存活下来的婴儿。在极权制度之下——或者在任何一个高度等级分明的社会——统治阶级独占宝贵资源，所以政权精英们安排将具备生育能力的女性分配给他们，作为使女。《圣经》中存在先例，即雅各和他的两名妻子拉结和利亚，还有他们的两个使女。一个男人，四个女人，十二个儿子——但是使女不能拥有她们的孩子。他们分别属于两名妻子。

于是故事就此展开。

我刚开始写《使女的故事》时，它的名字是《奥芙弗雷德（Offred）》，即主人公的名字。这个名字来自一个男人的名，“弗雷德”，再加上前缀“奥芙”（of）表示“从属”，就好像法语里的“德”（de），或者德语里的“冯”（von），或者英语姓氏如威廉姆森中的后缀“森”（son）。这个名字里隐藏着另一种可能：“献祭的”（offered），意味着一种宗教的献祭，一个作为祭品供上的受害者。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们直到最后都不知道主人公的真实姓名？我回答，因为在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人的姓名都被更改了，或者干脆消失了。有人推断奥芙弗雷德的真实姓名是琼，因为使女们在寝室里聊的所有名字里，只有“琼”这个名字再也没出现过。这并不是我的本意，但它说得通，因此读者也尽可以采纳。

在写作的过程中，小说名改成了“使女的故事”，一部分原因是向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致敬，另一部分原因是引入童话和民间故事色彩：这个故事由主人公讲述给后来的、遥远的聆听者，它具备那种不可置信的奇幻色彩，和那些经历过惊天动地事件的人们讲的故事有共通之处。

《使女的故事》剧照

经年累月，《使女的故事》有了许多种形式。它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它在1990年拍成了电影。它被改编成了戏剧，还被编成了芭蕾舞。它被改写成一本绘本。2017年4月，它作为电视剧在MGM/Hulu播出。

在这部电视剧中我会客串一个配角。在这个场景中，新征募的使女将会在某种再教育机构里被洗脑。她们必须学会摈弃之前的身份，明白她们的地位和义务，了解她们不具备真实的权利，但只要顺从，就能得到保护，她们还将学会轻视自己，以便接受既定的命运，不会反叛或逃跑。

侍女们围坐一圈，泰瑟电枪逼迫她们加入到一种如今被称为（在1984年还未得名）“荡妇羞辱”的活动中，辱骂她们中的一名叫珍妮的成员，她被迫讲述自己青少年时期被轮奸的经历。其他使女，则念诵珍妮的过错，因为她引诱了施暴者。

尽管这“只是一部电视剧”，女演员们在休息时间里会咯咯轻笑，而我自己也“仅仅是在假装”，我仍然觉得这种场景可怕得让人不安。这太像历史了。是的，女人们会联合起来打击其他女人。

是的，她们会指责他人，从而保护自己：这在社交媒体时代公开发生在我们眼前，社交媒体本身也让这种拉帮结派成为可能。是的，她们会欣然攫取权利凌驾于他人之上，甚至——或许尤其是——在女人作为弱势集体的社会体系里：所有的权力都是相对的，在艰难的时局里，任何一丁点权力都比什么都没有要好。有的掌权的教官阿姨真的相信她们是在帮助使女们。至少她们没有被送去清扫有毒的废料，至少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她们不会被强暴，至少不会被那样强暴，不会被陌生人强暴。有的教官是施虐狂者。有的是投机主义者。她们都长于利用1984年女性主义运动的宗旨——比如反色情宣传以及预防性侵——来达成她们的目的。正如我所说的：现实亦如是。

借此我来回答三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其一，《使女的故事》是一部“女性主义”小说吗？如果你指的是一本意识形态的小册子，里面所有女人都是天使，或者都是无法作出道德选择的受害者，或者二者皆是，那么它不是。但如果你说的是这样一部小说，里面的女人都是人——性格各异、举止不同——并且也很有趣，重要，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对于整本书的主题、结构和情节都很重要，那么，是的。在这种意义上，许多书都是“女性主义”的。

为什么既有趣又重要呢？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女性是既有趣又重要的。她们不是自然造物事后添加的产物，她们不是人类命运中的次等参与者，每个社会一直以来都明白这一点。没有女人生育，人类会灭绝。正因如此，对成年女性、少女、幼童的大规模强暴、谋杀长久以来都是种族灭绝战争以及其他意在征服剥削某个群体的战争的特征之一。杀掉他们的婴儿，用你的来取代，猫是这样做的；让女人生育孩子而养不起他们，或者为了自己的目的将孩子从她们身边夺走，偷走——这是一个流传广泛、年岁悠久的主题。

第二个经常提起的问题：《使女的故事》是反宗教的吗？同样，这取决于你的问题的涵义。的确，一群专制主义的男人掌握政权，试图重新建立一种极端的父系社会，禁止女人们（就像19世纪美国黑奴一样）阅读。更进一步，她们无法掌管金钱，无法在外工作，《圣经》里的某些女性并非如此。这种政权运用宗教象征，任何独裁美国的政权都会采取这一措施。

基列国的女人们穿着的朴素服饰来自西方宗教标志——妻子穿着蓝色，象征纯洁，源自圣母玛利亚；使女们着红色，象征诞子的出血，同时也源自抹大拉的马利亚（耶稣的女追随者）。另外，如果你要出逃，红色也更容易辨识。社会阶层较低的男人们的妻子被称为执帚，着条纹服装。我得坦白说，那些遮脸的系带女帽的灵感不仅来自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服饰以及修女服饰，还来源于20世纪40年代老荷兰清洁剂的包装，上面有个女人的脸被遮住了，我还是小孩时很怕她。许多极权主义都曾采用服饰——无论是禁止穿什么还是强制穿什么——来识别和掌控人们（比如黄色五星和罗马紫）——它们中许多都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统治。这让异教徒更容易出现了。

在这本书里，主导的“宗教”旨在进行教条主义的掌控，我们熟悉的宗教教派被废除了。贵格会潜入底下，逃到了加拿大，正如我所料。奥芙弗雷德有一本私藏的圣经主祷文，她拒绝相信这个政权是由一个公正的、慈悲的上帝授权的。在如今的真实世界里，有的宗教集团引领运动保护弱势群体，其中包括女性。

因此，这本书并不是“反宗教”的。它反对的是将宗教作为暴政的掩护；这完全是另一码事。

《使女的故事》是预言小说吗？这是我被问到的第三个问题——并且伴随着美国社会中的某些人掌权并通过法令，实施他们过去——甚至就在1984年，我正在写这本小说时——声称想要做的事。不，这不是预言小说，因为预知未来实在是不可能的：有太多的变量，和无法预知的可能性。不妨说这是一部反预言小说：如果未来能如此巨细无遗地讲述出来，或许它不会发生。但这种想当然的想法也靠不住。

《使女的故事》剧照

有太多不同的材料孕育了《使女的故事》——集体处决，禁奢法，焚书，党卫军的生命之泉计划，阿根廷将军偷窃幼童的行为，蓄奴制的历史，美国一夫多妻制的历史……不枚胜举。

但还有一种文学形式我没提到：目击者文学。奥芙弗雷德尽其所能地记录了她的故事；然后她将它藏了起来，相信它日后可能会被某人发现，他能理解它并传播出去。这种行为代表了希望：每一个被记录下的故事都暗含着一个未来的读者。鲁滨逊记日记。塞缪尔·佩皮斯也写日记，他详细记录了伦敦大火。黑死病瘟疫期间也有很多人这么做，但他们的很多记录常常戛然而止。还有罗密欧·达莱尔，他记下了卢旺达大屠杀，和冷漠的世界。还有安妮·弗兰克，把日记藏在她的秘室里。

奥芙弗雷德的记录有两种读者：一种就在这本书的末尾，在未来的某场学术会议上，这种读者能自由地阅读，但并不总是如我们所愿得具备同情心；还有一种就是任何一个时代里单个的读者。这是“真正的”读者，每个作家为之写作的“亲爱的读者”。许多“亲爱的读者”自己也会成为作者。这正是我们写作者的开端：从阅读开始。我们听到一本书的声音向我们诉说。

最近的美国大选后，恐惧与焦虑蔓延。基本的公民自由被视作受到侵害，过去数十载、甚至几个世纪以来女性赢得的许多权利也遭到侵害，对许多群体的仇恨开始滋长，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者开始表达对民主政权的嘲讽，我确定某处的某人——我猜应该有很多人——正在写下他们的亲身经历。或者他们将铭记在心，日后如有可能，将它记录下来。

他们的讯息将被压迫和埋藏吗？几百年后，在一间旧房子的一面墙后，会有人发现它们吗？

让我们期待这一切不至于糟到那个地步。我相信它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