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非洲》全译本问世 80年前的自传小说讲述非洲故事

日前，丹麦著名作家凯伦·布里克森的经典小说代表作《走出非洲》全译本无删节版问世。布里克森是与安徒生齐名的丹麦“文学国宝”，获两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海明威认为她更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走出非洲》，[丹麦] 凯伦·布里克森著，王旭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版

自传体小说讲述非洲感人故事

《走出非洲》描绘了1914年至1931年，凯伦·布里克森在非洲经营咖啡农场的故事。作者匠心独运，将众多的人、事、景、物融于一炉，字里行间流露着对非洲和非洲人民的真挚情感。小说记录了白人和土著居民的交往、土著居民生活的点点滴滴、作者经营农场的艰辛和她的爱情，缠绵悱恻。书中关于非洲大地自然风光的描写最是脍炙人口。

《走出非洲》发表于1937年，是作者的自传体小说。该书出版后，在东非和英语国家持续畅销，多次再版，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在全世界流行，常年位居亚马逊北欧国家作品销售榜单第一名。书中有很多意蕴绵长、感人至深的故事，例如书中的《鹦鹉》小故事，记录了英国贵族和中国妓女的爱情故事。

“二十世纪最唯美的一本书”

凯伦·布里克森的作品确实影响了海明威等一大批作家，海明威也认为布里克森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心是孤独的猎手》的作者麦卡勒斯很喜欢《走出非洲》，对凯伦·布里克森非常推崇；《蒂凡尼的早餐》的作者杜鲁门·卡波特认为《走出非洲》是“二十世纪最唯美的一本书”。

《走出非洲》在国内也拥有众多读者。著名歌手、诗人周云蓬曾在微博上称赞道：这两天听丹麦女作家凯伦·布里克森的《走出非洲》，真是一篇好小说。在央视《朗读者》节目中，著名影星张艾嘉倾情朗诵《走出非洲》内容，反响热烈。

《走出非洲》改编的同名电影，由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于1985年上映，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七项奥斯卡大奖，已成为影史经典。

该书编辑表示，该书为全新无删节版，译自权威底本，在追求译文准确的同时，尽量保留作者细腻的文风，期望能让中文读者更好地欣赏这本世界文学经典之作。

创作素材源自苦难的人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凯伦·布里克森在欧美各国声誉卓著。1954年海明威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答词中说：这项奖应该授予凯伦·布里克森。其实早在她刚刚登上文坛的时候，就崭露头角，得到著名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的称赞和提携。

在长达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她先后用英文、丹麦文发表《七篇哥特式的故事》《走出非洲》《冬日的故事》等作品。《走出非洲》为她赢得巨大声誉，使她获得两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被誉为与安徒生齐名的丹麦“文学国宝”。

凯伦·布里克森之所以能写出《走出非洲》这样的经典著作，与她的生平有很大关系。她在1885年出生于丹麦伦斯特德一个贵族家庭，十岁时，政治家兼作家的父亲自杀身亡，死因众说纷纭。随后，她跟随母亲过上了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流浪生活。成年后，她与丈夫在东非肯尼亚经营咖啡园，一再失利受挫，她与远房表兄瑞典男爵布罗尔·冯·布里克森－芬内克的不幸婚姻，更是在其情感生涯中留下难以愈合的印记。

悲惨的童年、不幸的婚姻生活、失败的农场生意，虽然让她经历了很多磨难，却也给她提供了丰富创作素材。

新书试读：埃萨的故事

战争期间，我有个厨师，名叫埃萨。他是个性格温和、非常理智的老头儿。有一天，我去内罗毕的麦金农杂货铺买茶叶和调料。一位女士走过来跟我说，她知道埃萨在为我做工。这是一位个子矮小、脸上棱角分明的女士。我说:“是啊。”“以前他是在我那儿做工的，”这位女士说，“现在我想让他回来。”我告诉她，很抱歉，她不能带走埃萨。“哦，我可不觉得这样，”她说，“我丈夫是政府官员。请您回家后告诉埃萨，我想让他回来，他不回来，我就把他送到军队的运输部队去。我也知道，除了埃萨，你家还有足够的仆人。”

回到家之后，我没有立刻把这件事告诉埃萨。第二天晚上，我才想起来告诉他，我说我遇到了他以前的女主人，把那位女士的话转告给了他。让我吃惊的是，埃萨立刻就乱了手脚，陷入了恐惧和绝望中。“我的天啊，姆萨布，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他说，“那位女士说什么就会做什么的。今天晚上我就得离开了。”“简直是无稽之谈，”我说，“他们不可能把你送到运输部队去。”“上帝救救我吧，怕是现在都晚了。”埃萨说。“但是埃萨，你走了，我上哪里去找厨师?”我问他。“啊，如果我被送到运输部队，或是直接死掉了，你也不会有厨师了呀。而且我确定，我这次是死定了。”

在那段日子里，人们非常害怕运输部队，所以我说什么，埃萨都不愿意听。他向我借了一盏防风灯，用一块布把他所有的财产包起来，然后就摸黑去了内罗毕。

从那天开始，他离开农场将近有一年的时间。后来，我去内罗毕的时候见过他几次。有一次是在去内罗毕的路上和他擦肩而过。 他变得更老更瘦了，脸颊凹陷，头顶上的黑发变成了灰白。在内罗毕市里，他是不肯跟我说话的。但如果我们在平坦的路上相遇，我就会停车，他会把头顶上的鸡笼放到地上，安心地站着和我聊天。

虽然他和以前一样举止温和，但他还是变了，而且变得很难交流。我们聊天的时候，他总是心不在焉的，心早就跑到了很远的地方。命运折磨着他，他一直生活在极度的恐惧中，不得不利用我想象不到的资源生活。这些生活经历磨练了他，让他的心思变得透明。和他谈话，就像碰到了一位老朋友。他好像已经通过修道士见习期，进了一家修道院。

他问我农场上的生活。土著仆人们总是觉得，一旦他离开，其他仆人们就会对他的白人主人极其凶恶。他问我:“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我说，有人告诉我，要不了多久就会结束了。他就说: “你是知道的，如果再打上十年，我肯定会忘记怎么做你教我的那些菜了。”

这位瘦小的基库尤老人站在横贯非洲大平原的路上，脑子里居然有和布瑞拉特-萨伐仑一样的想法。这位美食家说过，如果法国大革命再持续五年，蔬菜炖鸡肉的烹调技术就会失传。

很明显，他刚刚表达的遗憾主要是为了我。为了结束他的这种“怜悯”，我转移话题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他想了一分多钟，然后像从很远的地方把思绪拽回来似的说道:“姆萨布，你记得吗? 你曾经说过，那些印度柴禾承包商的牛太累了，它们每天都得套着牛轭拉车，不会像农场山上的牛一样有一天休息的时间。现在，我和那位女士一起生活，就很像那些印度柴禾承包商的牛。”土著人本身其实对动物并不会抱有什么怜悯，所以在埃萨心里，我的那些关于牛的说法一定是很牵强的。所以，他说话的时候才会一直看着远处，眼神里充满了歉疚。况且这个话题又是他自己提到的，他心里估计会觉得莫名其妙。

战争期间我的大部分烦恼都来自信件。那时，不管是寄出去的还是收到的信，都会被内罗毕的一个矮个子瑞典审查员拆开。这个审查员整日昏昏欲睡的，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可疑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的生活太单调，所以他才对信件里所有的人都产生了兴趣。他读着我的信，其实就像是读杂志上的连载故事一样。 我常常在信里写一些威胁他的话，专门让他去读。我说，等战争结束之后我会把这些威胁付诸行动。战争结束之后，他或许是记起了我的这些威胁，又或许是他幡然醒悟了，后悔了，所以就派人跑过来，告诉我停战的消息。他派人过来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在家。他走了之后，我去树林里散步。周围一片静寂，一想到此时法国和佛兰德斯前线一片静寂，而且所有的枪支也安静下来，我就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正是因为这种静寂，欧洲和非洲才变得非常近，就好像从这片树林中的小道就能走到维米岭山脉似的。从树林里走回家后，我看到有一个人站在我的房子外面，是埃萨带着行李站在那儿。看到我，他立刻开口说道，他回来了，还给我带了一份礼物。

这份礼物是一幅画，镶嵌在玻璃下面，还加了外框。画上是一棵树，笔画非常仔细，上百片叶子都被涂上了鲜亮的绿色，而且每片叶子上都用红色墨水写了一个很小的阿拉伯字母。我觉得这些字应该都出自《古兰经》，埃萨解释不清它们的意思。他一边不停地用袖子擦拭着玻璃，一边说这绝对是一份好礼物，是他在受折磨的这一年里，拜托一位内罗毕的伊斯兰老阿訇帮我做的。这位老人一定是花了不少时间才把整棵树画下来。

之后，埃萨一直跟我生活在一起，直到去世。

法拉和威尼斯商人

有一次，一个朋友给我写信，信里描述了一场新上映的《威尼斯商人》。当天晚上，我把信又拿出来读了一遍。读着读着，整场喜剧就在我面前变得生动起来，好像就在我的房间里上演似的。于是，我把法拉叫过来，和他聊起这出喜剧。我给他解释了其中很多的细节。

和所有身上流着非洲血液的人一样，法拉也特别喜欢听故事，但要保证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单独在房间里，他才肯听。因此，每当仆人们回到了自己的小屋，法拉就会站在桌子的另外一头，瞪着双眼，一脸严肃地听我讲故事。此时，如果有人从农场经过，隔着玻璃向我的房间里望去，就会看到我在讲，法拉在听，他会感觉我们正在讨论家务事。

当我讲到安东尼奥、巴萨尼奥和夏洛克之间的纠纷时，法拉听得特别专心。故事中的交易数目庞大，过程复杂，或多或少地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因此非常符合索马里人的口味。讲到关于那一磅肉的条款时，他问了我一两个问题。显然，这协议对他来说有点奇怪，但也不是没有可能，人嘛，很可能是会干出这种事情来的。故事慢慢地变得血腥，他对故事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当我讲到鲍西娅走上舞台时，他竖起了耳朵。我想，他很可能把她想象成了部落里的法蒂玛。聪明机智、善于迂回，正准备扬帆出海，打败所有男人。有色人种通常不会偏袒故事中的任何人物，他们只对设计得极为巧妙的情节感兴趣。在现实生活中，索马里人有着很强的价值观，天生就有一颗义愤填膺的心。但在小说中，他们就不会那么较真了。因此，法拉同情的是那个马上要损失一大笔钱的夏洛克。

对于夏洛克的败诉，他很不服气。 “什么，”他说，“那个犹太人真的放弃索赔了吗?他怎么能

这么做呢。那磅肉就应该归他。他毕竟花了那么多钱，得到这点肉一点儿也不为过。”

“没办法呀，他又不能一滴血不流地把那块肉割下来。”我说。

“姆萨布，他可以用一把烧红了的刀去割，那就不会流一点儿血了。”法拉说。“但是，”我接着说，“他只能割下来一磅肉呀，多一点儿少一点儿都不可以的。”

“谁会怕这个，尤其是一个犹太人?他可以每次只割下一点点，手边就放一个小秤，割一点儿，称一下，直到够一磅为止。没有朋友给这个犹太人这么建议吗?”

所有索马里人都会做出非常戏剧性的表情。此时，法拉全身的动作举止基本上没有变化，但面貌却狰狞起来，好像他本人此时就站在威尼斯的法庭上，面对着安东尼奥的朋友们，面对着威尼斯总督，为他的朋友或同伙夏洛克打气。他眼神闪烁，上上下下地打量着面前的商人安东尼奥。商人此时裸露的胸膛正抵在刀锋上。

“姆萨布，他可以每次割一小点儿，很小的一点儿，就能让那人痛不欲生。甚至在没有割完一磅肉之前，就能让他难受好长一段时间了。”

“可是在故事里，那个犹太人放弃了。”我说。

“是啊，夫人。那真是太可惜了。”法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