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宁&张悦然：女文艺青年的成长之路

凤凰文化讯（徐鹏远报道）11月3日，八零后作家周嘉宁携新作《密林中》与好友张悦然、前辈李敬泽共同做客理想国沙龙，共同面对这个时代中青春的困境与突围。

周嘉宁说书在出版之前想过超过50个名字，整个人的情绪都崩溃了，最后还是保留了发表时的原题《密林中》。“20岁的青春时期是一个平原，你有很多的伙伴，可以互相看到彼此，可以肩并肩、手拉手地走在非常非常开阔的地方。在平原上往前走的时候，地貌一定是会发生变化的。所以树林就出现了，可能还是一个密林。走进密林以后，你知道你的朋友们还在，可以听到脚步声，可以听到风声，你知道你的同行者依然是在往前走，但是你完全看不到他们。你看到的只是眼前路，或者道路都已看不清，不知道是否能走出去，也不知道走出以前面新的地貌是什么，都没有答案。”她说着就是写下这部作品时的状态。

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脱颖而出的周嘉宁可谓年少成名，迅速成为80后作家群中也相当耀眼的一位。不过她却说自己28岁以后才有一点点知道小说是什么，之前只是一直在玩儿。而有一点点知道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多的疑问和困惑，会非常怀疑才华是什么。从二十几岁到现在，有太多的人迷失在转变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就是对自己才华的认识是不是清楚。所以《密林中》也只提出问题，没有解决问题。

李敬泽读了周嘉宁的新作，并且在书里折了很多角。他说自己看的过程中始终捏着一把汗，因为小说好像没有终点。作品让他想起了鲁迅的《伤逝》和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从根本上说，它们可能有一点点相同，就是所写的人和生活都是颓坏的。李敬泽所理解的“密林”是一个最终越来越孤独的过程，主人公与他人的确切关系全部逐渐瓦解掉。

李敬泽说：“这个小说真的不是一个讲故事的小说。某种程度上讲，它甚至不是谈论命运，我也不认为它是在谈论八零后的特定经验。我觉得它可能还是要处理人类生活中反复出现的难局，就是我们自以为我们有一套。”他认为这个小说的要命之处就在于一个人35岁的时候非常失败，而失败之后还站在那里。

同为新概念出身的80后女作家，张悦然是周嘉宁多年以来的好友，她说自己从《密林中》读出了她们共同的记忆，会觉得特别亲切，又有一种痛苦的感觉。她觉得，周嘉宁对女主人公始终是比较疏冷的态度，审视甚至苛求她，有一种很刻薄的东西，这些都是令她钦佩的。

爱情故事是这本书里最主要的篇幅，张悦然认为那是一个毁灭的开始，后面的事情就好像一种惯性，不停地重复。她回忆了于周嘉宁的青春往事，发掘她一路走来，从懵懂的状态变成一个特别有力量的人。这个变化也体现在她的爱情观中，有一种特别强大的想要变得更好、变得更有力量的信念。重要的是，嘉宁能够依然在写爱情，本身就是特别伟大的事，因为自己早就写不出爱情了，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和述说，没有办法梳理出头绪。

周嘉宁却说这两年也觉得爱情是特别难写的东西，不知道爱情在一部小说当中到底起什么作用，也不知道书写爱情的意义是什么，或者干脆对爱情的标准变得越来越模糊。

周嘉宁引用索尔·贝娄访谈里的一句话，强调小说当中所有的东西都是虚构的，哪怕是一个自传性的小说。如果一个东西完全是为了写自己，那是彻底的自我倾诉，没有必要写成长篇，因为长篇必然是要解决问题的。她觉得刻薄不是作家的好态度，因为作家虽然没办法解决问题，但必然要在解决问题的途中，要呼吁更多的人来关注问题。尽管如此，周嘉宁还是承认《密林中》的女主人公杨洋有非常大的自我投射部分。

小说将主角设定为失败者。李敬泽认为，某种意义上伟大的小说中就没有成功者。周嘉宁则觉得，个体对于成功的追求会付出很多个人的努力，会遭遇很多的困境甚至毁灭性的打击，而所谓的成功标准又是不一样的，所以失败比成功更容易探讨。

具体到小说人物的失败上，周嘉宁将其视作文艺青年的普遍问题，她认为在讨论失败和文艺青年之间关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性格特征或者行为能力是有一些必然的因果关系的。并且这个人物是彻底的女性角色，通过男人去了解世界、与世界发生联系都是女性的典型弱点。女性的缺点会在文艺青年的身上得到扩大，当女性和文艺青年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很多的弱势、会受牵制。

李敬泽不同意文艺青年的说法，他只当作基本的爱情现象学，男性女性都会面对。周嘉宁认同不能用性别差异解释所有的问题，但她坚持认为文艺青年这个词从无到有、从中性到贬义，是自己这代人面对的一个问题。她觉得“文艺青年”渐渐变成不好的词是伴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兴起而产生的，之前任何人要发表意见和观点是有门槛的，有一个筛选机制，自媒体时代兴起以后，所有人都可以说话，没有筛选机制，导致观点可能是缺乏思考的。文艺青年的群像一定是在这个时代之下才成立的，绝不可能是脱离了整个大背景而成立的。

李敬泽觉得文艺青年之所以成为贬义词，某种程度上不是好事。当这个社会或者文化，把那些我们认为想入非非、不切实际的人都作为嘲讽对象的时候，只能是说明我们的文化和文明的退化。真正的文化和文明，一定是要容纳大量梦想家、大量不切实际的人，甚至是大量“无用的灵魂”。如果13亿人，人人都是“有用的灵魂”，很可怕，那就没有艺术也没有文学了。不过他也承认，抛开社会学和文化意义上，从性格上讲，文艺青年确实有要命的问题，就是有一种自毁的倾向，因为他们永远生活在另外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