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阿列克谢耶维奇中文译者：她是苏联文学的延续

凤凰网文化讯（何可人报道）北京时间10月8日19时（瑞典当地时间13时），瑞典文学院宣布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ksijevitj。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目前已有四本被译介到中国，其中《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的译者、凤凰卫视资讯台执行总编辑、《总编辑时间》主持人吕宁思在得知诺奖结果后第一时间接受了凤凰文化连线。他表示自己对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并不意外，因为今年的大背景是二战结束的70周年，恰好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题材相遇，同时阿列克谢耶维奇本身就是名至实归的，是恰如其分的。中国曾经和俄罗斯有相同的地方，但中国文人少有俄罗斯作家那么深的痛苦和自我矛盾。

吕宁思先生认为阿列克谢耶维奇是苏联文学的一种延续。苏联时代的人有两种矛盾，一方面是非常有祖国情节的英雄民族，另外一方面是一个受压制的民族。在矛盾和痛苦的思考当中产出的作家，是自由国度里面是没有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经常给一些苏联的反叛作家或者苏联持不同政见的作家。

以外为完整实录：

凤凰文化：您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次得奖怎么看？

吕宁思：我觉得她也是排队排了很多年了，她这次获奖应该说和目前这个时间点也有些牵连，因为大背景是二战结束的70周年，所以我是认为在这个时候从时间意义上来讲，她这次可能性是比较大了，现在果然如此了。

凤凰文化：那此前诺贝尔文学奖很少把这种奖颁给非小说类作家，您觉得这次诺奖为什么会做一种这样的转向呢？

吕宁思：诺贝尔文学奖实际上并不是畅销书方面的奖项，它真正注重的，我觉得有三方面：总得来讲是比较注重概念的独特创新，包括第一个方面是创作手法，第二个方面是创作的意念和精神道德，第三个方面是对现实的批判，我觉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基本上都占了。创作手法上，她创作了一个非虚构式的纪实文学的手法，她这几本书都是这个特点；在意念和精神道德上，她追求深挖人性当中的精神痛苦和不完美当中的一种真实的和谐；第三她对现实是批判的，对于战争，她完全跳出正义、非正义这样的概念，纯粹写战争中的人性，也写战争中人的软弱和痛苦，也写他们的不屈不挠和求生的欲望，也写他们对人性的同情和善良。

凤凰文化：她曾经说过，每个时代都有三件大事，怎么杀人、相爱和怎么死亡。您觉得在这么多作品中，她在表现这三件事的时候有什么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手法或者方式或者风格？

吕宁思：她的手法就直接人当事者自己去说，而且都是用原来的话，还有讲的都是一些细节，很惊心动魄，不是描写得很惊心动魄，而是原话惊心动魄。

凤凰文化：像您说的她都是偏口语化的东西，都是访谈的结果，会不会因为这些东西太口语化了就影响文字本身的一些文学性？

吕宁思：我说过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以畅销书取胜，也不是以情节取胜，当然它也有很多情节很好的，像《日瓦戈医生》《静静的顿河》，也有很多长篇小说是很好的，但是这种长篇小说势必要有它自己深刻的一些意义，而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东西你感觉到就好像她在给你用录音机放给你听。确实情节比较差，它情节比较少。

凤凰文化：这个奖叫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这次有一个记者或者一个纪实作家获得了这份荣誉，文学实际是需要一定的想象力的，而纪实是非常忠于现实的，两者之间的矛盾您怎么看呢？

吕宁思：其实我是很喜欢村上春树的，去年我为他没有获奖我还觉得有点失望。但是其实你要仔细感觉俄罗斯人的思维，和他的这种很深的思考性，有的时候会流于某种古板，或者甚至可以说有一些枯燥，但是仔细回味的时候它很有一些深刻的人生的比较苦涩的东西，而不是充满着一种情节性的吸引。包括俄罗斯的电影，它和美国电影不一样也是在这，基本上俄国的电影比起英国的电影还要更加沉重一些，英国的电影本身都很沉重，到了美国就基本上情节片，所以也可以看到民族性格的不一样。要是从诺贝尔文学奖这样一个奖项的性质来讲的话，我是觉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是名至实归的，是恰如其分的。

凤凰文化：您所翻译的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它的责编说，她可以说是为世界文坛开创了一种新的纪实题材，她从根本上去质疑了历史的记录方式。您怎么看女作家用自己写作挑战并且撼动了历史的记录方式，您怎么看她这种理想，或者这种写作带来的力量？

吕宁思：这个女作家是生活在苏联时代，苏联时代的人有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为了自己的国家、为了自己的民族付出很大的代价，他们对祖国的概念相当浓厚，非常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家乡；另外一种，她是在当时的斯大林时代或者说当时那样一种权威时代，她受到了政治和精神上的一种压抑和管制。就是说，一方面它是非常有祖国情节的英雄民族，另外一方面它是一个受压制的民族，很矛盾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她的书里写过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对斯大林的批判很厉害——这个在80年代的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是没有的，被检查部门删了，现在有了，但是也有一些就是终身都是共产党，喜爱斯大林。所以这就是一个作家反映出来的在那个时代里既想把祖国人民这个民族的一种很深的民族性用一种很尊重、很爱的眼光去看待，同时对于这个社会对这个体制是一种批判，这个体制造成了当时她写到了战争初期苏军的溃败，她认为不是这个民族的失败，而是领导者的失败，这个民族付出了很多很多的牺牲，最后取得胜利她认为这是一个民族的胜利，而不是政治的胜利。

通常在矛盾和痛苦的思考当中才能产出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的作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经常给一些苏联的反叛作家或者苏联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实际反映出对在政治上的一种深刻思考，这个在自由国度里面是没有的。这样的作家能够在一种专制集权的环境之下产生出新的人性思考来，这个是只有苏联有，只有俄罗斯有，所以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是这样一个作家，她是苏联文学的一种延续。

凤凰文化：您刚刚说到这种有一类文学作品可能更容易产生在这种集权主义国家，其实我想到中国其实也有很多这种非虚构的纪实类作品，像当代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夹边沟记事》，包括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您觉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代表这种纪实作品和中国的非虚构类文学，有什么区别或者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

吕宁思：我想她的区别可能是俄罗斯人由于有宗教情怀，像格拉宁以前写过《列宁格勒大围困》，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我去年到俄罗斯看到他还在说，他说实际上当时在卫国战争时的战壕里，每一个苏联士兵都揣着一个耶稣的十字架，当时在战壕里面几乎没有人不信神。他们即使在相当政治化的一个环境当中，这个民族有一种宗教上的情怀，这种情怀可能跟中国还是不一样的。

凤凰文化：那您觉得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吕宁思：相同的地方就是大家对生活的郁闷是一样的。但是我还是觉得文学家嘛，应该写出超出政治框架的东西，因为政治在各个国家都有不同，文学毕竟要超出政治框架，政治只是生活和文学当中的一个元素或者一个条件，而不能是全部的条件。

凤凰文化：她算是新闻人，也曾因为独立的一些新闻活动受到政府的限制。您作为媒体同行，怎么看待中国媒体人的处境和作为？

吕宁思：我想是这样的，实际上文学家和一般的人应该不一样，就好像一个神父应该和一个世人不一样，在这个时候他应该超脱一些客观的现实。但是文学又是来自于现实的，所以我觉得创作文学本身对自己可能也是一个思考。在中国和俄罗斯以前有相同的地方，现在国家不一样，实际上中国现在很多文人的思想随着国家的情境而改变，他们实际上没有俄罗斯作家那么深的痛苦和自我矛盾。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是有的，但是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俄罗斯的那个环境里面产生出俄罗斯那种思考者，中国有中国的这种文学思考者。

凤凰文化：您翻译的是她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您觉得这是不是也可以是她自己的一种身份隐喻——她自己是个女性，但她同时也是一个挑战权威或者权力的女战士？

吕宁思：我觉得任何一个文学家，有的时候不完全是一种社会人，她是个性的人。苏联有一百多万女兵，记者也很多，并不是记者和女兵的身份决定了她有这部作品，而是由于她个人对于社会或者先天感觉，只不过是因为她是一个女兵也是一个社会的人，所以她在她自己的现实当中写出这样的作品，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能够这样的，也不是所有的女兵都能够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