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电影《古惑仔》：陈浩南的上行记

《古惑仔》是香港为数不多具有史诗性质的电影。这种史诗特质，一方面体现为其精彩生动的政治内涵，另一方面体现为其对一代青年人的广阔影响。许多评论者将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广大城乡地带普遍存在的青年黑社会问题归结为《古惑仔》电影的影响，这当然有其道理：如果不是因为接受了电影中对黑社会生活方式美好一面的描述，青年人不会去模仿打打杀杀的生活。但反过来说，如果不看《古惑仔》，青少年会否选择其他的文艺作品，并且从中获取宣泄青春期冲动的资源？至少二十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青年人总是容易冲动，在一段时期里，他们也会上街、流血，彼此之间也会互相斗争、厮杀……如果这一切都有某种必然性，那么我们就得检审青年人的“血气”本身——这种自然属性该如何规训？我们应该塑造什么样的艺术空间，来引导下一代青年的身体进入良性的秩序？

无论如何，我们会发现，青年人，尤其是男性青年，对黑社会生活的影视文艺作品总是格外感兴趣。这就促使我们思考：这一类作品当中是否有着某些贴合我们日常生活现实的东西，甚至是有某种“道”在其中？熟悉江湖文艺的人都知道，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时代迄今，这种令人熟悉的“道”就是对政治事物的极端化、非常化呈现。我们在历史中看到的政治生活往往集中在少数帝王将相的生平和言行方面，江湖文艺则将这种话题日常化为一种近距离的透视方式，吸引着青年人从微观角度渐渐进入政治生活。在张彻、杜琪峰、刘伟强等香港导演的设计之下，人类生活的极端处境在极端的暴力与欲望场域里全面绽放，这样的影像构建逼迫我们在各种“例外状态”之下思索政治的本性。在这个意义上，排除了江湖文艺的负面效应，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切入文本的深度耕犁，揭示其中蕴含的幽微用心，是有其意义的——至少是一种智性愉悦的意义。对于传统中国的江湖中人来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展现的不是艺术审美，而是活生生的身体运行；同样，对于当下的“兄弟”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游离漂泊的底层无业民众们——来说，《古惑仔》这样的作品，往往会带来严肃的政治效应乃至于心灵规训。

“古惑仔”系列共有六部主干电影，讲述了主角陈浩南从少年时被迫加入黑社会社团“洪兴社”、逐渐成长为帮会干部、骨干乃至于“龙头”的故事。这六部电影分别是《人在江湖》、《猛龙过江》、《只手遮天》、《战无不胜》、《龙争虎斗》和《胜者为王》。《古惑仔》电影源于《古惑仔》漫画，《古惑仔》漫画源于真实的香港古惑仔生涯。据说，是受到香港黑帮江湖大佬吴志雄的鼓动，漫画家牛佬才开始这种江湖题材的创作。也正是这位吴志雄鼓励导演刘伟强拍这一系列的电影。香港著名的“案底”演员，如陈惠敏、李兆基等，都是漫画作品中的原型。电影主角陈浩南的真实事迹来自于吴志雄，人气角色尖东太子的真实事迹来自陈惠敏。在这个意义上，《古惑仔》漫画和电影是对真实古惑仔生涯的模仿，而真实古惑仔生涯则是对作为理念的“江湖”的模仿。

“古惑仔”系列的叙事包括两个维度。第一个是面对更加广阔受众、有国语配音、影响更大的影像；第二个是面对特定读者、以方言写作、内容更加肆无忌惮的漫画。后者尤其得到处于真实古惑仔生涯之人的青睐……一旦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可以猜想：这两种形式是否对应着两种迥异的人物塑造方式，进而对应着两种不同的对话乃至教育模式？当然，这两种维度并非仅仅存在于漫画的、受众有限的文本中。在电影文本中，这两种维度本就存在，并且体现得更为显明。

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在研究色诺芬《上行记》这部江湖气十足的作品时，强调的关键词是“虔敬”和“祭神”。对中国“礼”文化有足够敏感度的人，自然能够洞察到每一部《古惑仔》电影中或隐或现的仪式感：《古惑仔》第一部《人在江湖》始于陈浩南被踢入会，以陈浩南扎职为洪兴社的“铜锣湾扛把子”的情节结束；第二部始于陈浩南酒吧开业庆典，终于大反派丁瑶赌场开业遭到陈浩南等人的破坏；第三部始于“东星社”龙头骆驼的大寿庆典，终于骆驼的葬礼；第四部始于陈浩南好友大天二的婚礼，终于洪兴新龙头蒋天养主持的“辩证大会”；第五部始于陈浩南随蒋天养出海拜佛，终于陈浩南在擂台上战胜司徒浩南，并宣言“铜锣湾只有一个浩南”。可以看出，《古惑仔》电影的叙事方式非常古典，电影的策划者用一种前后呼应的仪式感，将剧场受众框定在其中，使他们对“陈浩南”这一角色所承担的道义立场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将其视为一个对正义和公共福祉的秩序维护者：是因为四面八方混乱力量的入侵，陈浩南才被迫挺身而出，带领众人克服艰难困苦，最终战胜敌人。

这样看来，《古惑仔》又可以有一个名字，那就是“陈浩南的上行记”。在“江湖”这个朝向关帝的礼仪秩序之下，陈浩南有着充足的空间表达“虔敬”之德——一切为社团着想，进而展现其作为帮会领导者的德性。但这种展示的背后，却又暗藏着某种对陈浩南的批评。陈浩南这一领袖人物身上的政治本性及其背后的时代特征和哲学内涵，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首先可以从陈浩南对待身边的人的态度展开讨论。陈浩南一手扶植、教导的小弟“包皮“因为天性放任而出卖兄弟，并最终遭到家法伺候。但问题在于，陈浩南并未将包皮逐出社团，这就显示出他与自己的“拜门大佬”B哥在做人上的差异：在第一部《人在江湖》中，B哥知道陈浩南是有德之人，知道他“勾二嫂”是为人陷害，尚且将他逐出洪兴。 B哥死后，陈浩南成为大佬。他知道包皮本性是堕落的，知道大天二的死就是包皮造成的，却没有将其逐出帮会，反而后来依然将其提拔、留为近身。在第一部中出场的陈浩南有所谓四大随从——山鸡、大天二、巢皮、包皮。到了第六部，只剩包皮一人留在陈浩南身边（山鸡自成一派，地位甚至在陈浩南之上）。或许这是因为，陈浩南制作的江湖秩序中不能缺少包皮这样的角色：愚蠢但听话，懦弱又狡猾——这才是真正的“古惑仔”：实践着无所不用其极的政治手段。陈浩南及其手下毕竟不是B哥那一代大仁大义的江湖人，他们服从的时代逻辑甚至都不同。

《古惑仔》电影拍到第六部时叙事风格大变，其开篇是陈浩南的梦境，使得整部电影的仪式感看似有尾无头。但我们如果将“陈浩南的梦”本身视为一种仪式的话，那么，第六部也应当以与“陈浩南的梦”有关的话题作为结尾。但在结尾我们看到的是试图挑拨各大社团彼此斗争的野心家雷复轰就职台湾三联帮帮主仪式的失败。在这个结局中最为奇诡的就是，当雷复轰阴谋败露、仓皇出逃时，前去追赶他的不是在法理上有正当性的山鸡或其他三联帮成员，而是一个“外人”陈浩南。电影颇为尴尬地安排了这两人的对打，但我们发现，陈浩南在之前的剧情中与雷复轰根本没有构成同《古惑仔》当中其他反派如靓坤、乌鸦那样的剧烈矛盾，事实上两人也就没有必要以一种双雄对峙的突兀姿态出现并交手。说陈浩南刻意显示身手，或是为了与山鸡之间的友情，这也不太合理。

我们可以猜测，陈浩南与雷复轰的打斗，暗示这两人具有相对等或相似的政治素养。浩南在第一部与靓坤、在第三部与乌鸦的对立是秩序与混乱的对立。到了第五部，陈浩南与司徒浩南的对立则体现出相近政治素质造成的“一山不容二虎”——因为司徒浩南相较之下是东星帮最有秩序感的人。陈浩南在第六部与雷复轰进行仪式性单挑，唯一具备说服力的理由，就是这两人有同等的政治地位与处境——他们都是刚刚上任的帮派老大。在某种程度上，雷复轰的失败逻辑同样可能是陈浩南的失败逻辑，尽管在剧情当中，雷复轰的失败暂时可以被视为陈浩南的胜利。陈浩南追上去，非要击溃雷复轰不可，也有可能是要验证自己的政治逻辑是否应当得到修正。在雷复轰即将被警察带走的最后的一个镜头，他与陈浩南互望一眼，甚至达成了某种暧昧的同情。这个时候，我们猛然想起，在第六部结局处提到的刚刚“坐正”的人，除雷复轰、陈浩南之外还有一个。这个人就是台湾政界的野心家陈水扁，正是他派出手下从背后捅了雷复轰一刀，进而与陈浩南一同阻止了雷复轰的就职，毁灭了后者的梦，同时也与陈浩南一起实现了自己登上权力巅峰的梦。而众所周知的就是，陈水扁后来成为了一个堕落的党棍与僭主。

《古惑仔》电影只能拍到陈浩南接手洪兴、身边尚有一众手足簇拥的历史阶段。之后的故事只有更加小众的漫画能够讲述。在原作者牛佬的笔下，陈浩南担任洪兴龙头后成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家，由于投资失误和误交损友，最后沦为“道友”（吸毒者），万念俱灰，直接或间接造成了身边诸多亲朋好友的死伤，导致洪兴社团的衰落。过去的小弟巢皮、包皮、山鸡从挚友变为死敌；好友如太子、伊健、灰狗、生番等，为救自暴自弃的他而被人打死；小结巴、阿夜两大红颜因他香消玉殒，采妮则与之彻底决裂，带着陈浩南的孩子消失无踪。到了最后，陈浩南简直成了“天煞孤星”……这一切在电影当中也有着相当程度的反映。

电影将漫画中的真实剧情通过细节反映在陈浩南前期的行动当中，让我们看到，他的改变并非突然。我们在第四部中早就看到陈浩南与另外一个在影片中缺少对手戏的人进行了仪式性的单挑。这个人是《古惑仔》电影中最为反讽的角色——东星社的耀扬。耀扬身为古惑仔，穿西装，引用毛主席语录，听莫扎特，强调自己“有知识，有文化，有品位”。但在他眼里，洪兴最有文化的人竟然是粗笨不文的黄书编辑肥佬黎，这反映出耀扬对于“知识”与“品位”的理解有很大问题。耀扬缺少对于“知识”与“智慧”的实质掌握。他的“智慧”背后依然是将人从高空抛下的笨拙暴力。耀扬的本性自然是恶的，他的恶与包皮类似，在于缺少自省意识。耀扬在凶狠与自尊方面的确有其过人之处，但他的不自知与骄傲反过来成了一味害人害己的最猛烈毒药，直接导致大天二一家的悲剧，也导致了他自己的覆亡。电影浓墨重彩地对耀扬精心刻画，暗示了陈浩南作为同等地位的古惑仔可能面临的危险。所以，陈浩南与耀扬的单挑其实有着一种自我交战的隐喻，在战斗中，陈浩南被耀扬划伤，但这不足以使他中了耀扬的毒。使得陈浩南中毒的，是台上那个公然赞赏耀扬的蒋天养。

空降的洪兴龙头蒋天养在第四部中不断重复着与耀扬非常类似的逻辑，但从来没有人觉得他应该是反派。如果耀扬没有被肥佬黎背后捅刀子干掉，那么蒋天养甚至可能招安他。我们看到他将雪茄扔给大飞和山鸡，唯独没有扔给浩南。这或许是因为刚刚主动站出来挫败耀扬的他身上，还有着某些蒋天养不喜欢的、或者说尚未驯服的东西。我们可以想起在泰国刚刚见面时，其他社团里的大哥对蒋天养都或是讨好、或是恭敬，唯有陈浩南不卑不亢。那个时候，蒋天养在观察他，他也在观察自己未来的新老板。第五部以降，曾经劝阻山鸡不要上位的陈浩南已经成为一个服从者，开始沿着新老板的路线前进，他并未拒绝以“银纸”（钞票）为唯一手段的蒋天养对自己的扶持，因为他早已不是第四部的陈浩南。

陈浩南的变化来自于香港社团的地缘政治焦虑。《古惑仔》电影的每一部都涉及到一个香港之外的政治空间：第一部是澳门，第二部台湾开始进入，第三部是荷兰和大陆，第四部是泰国开始进入，第五部是马来西亚，第六部是日本。这也反映出香港社团正在向其他地区的黑社会政体学习。电影告诉观众的结论就是：首先，澳门龙蛇混杂，注定是“凶险之地”，不能久留；然后，台湾的环境更加恶劣，政党本身就是黑社会，黑社会也就必然要成为政治家的“尿壶”；以阿姆斯特丹为代表的海外华人聚居地因老一辈古惑仔的退休而旁落，同时“97”带来的压抑使得大飞拍下毛主席像；然后，泰国是神权的资本主义国家，洪门规矩在当地遭到蒋天养“银纸”逻辑的侵蚀；以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东南亚本质上是“98”金融风暴带来的陷阱；日本人则狼子野心，山田组组长草刈一雄老谋深算，四处留政治伏笔，甚至渗透到台湾政府之中，陈浩南在与之剑斗时已经体现出本质上不可妥协的敌对意识。可见，电影中无时无刻不在反映黑帮的地缘政治谋划。

从九五年到2000年，陈浩南的江湖在不断变大，他要面对的政治局势也就越来越复杂。“97”的政治高压，“98”的金融危机，2000年的两岸政局动荡……这一切都成了政治家陈浩南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在第一部中，古惑仔陈浩南的一切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摆平大反派靓坤，报仇雪恨。但在第六部中，陈浩南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直接攻击的敌人：无论雷复轰、草刈朗还是草刈一雄，在他面前都是恭顺和睦的，就像一切最高明的政治游戏一样，不厌其烦地出现在他面前，给他带来新的困扰。他再也不能像第一部时那样，凭借青年的血性动不动就痛打其他帮派的大佬。即将成为龙头的他，必须打上领带去跟各个老板握手，把赚钱视为社团的第一要务。这个时候，他的生存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并不爱美玲却和她在一起，这似乎暗示了他与蒋天养和九七后洪兴的关系。他依然在怀念自己最爱的女人“小结巴”，或许就像他依然怀念同在第三部中死去的蒋天生一样。

陈浩南在政治地位方面的稳步上升，伴随的是他思维方式的逐渐蒋天养化。同时，通过战胜耀扬、司徒浩南、雷复轰，陈浩南自己开始了一种象征性的自我反思——他或许已经感受到了自己的耀扬—司徒浩南—雷复轰化。所以第六部的开头才会像描写《英雄本色》里的豪哥那样，通过让他做噩梦展开故事——噩梦是一个人陷入自我怀疑的表达。这种自我反思来源于蒋天生和“小结巴”的死，来源于古惑仔真实生涯的残酷，这一切化为表面，就是他在第四部担任代课老师时的自我否定、自我贬低。陈浩南三个字被写在黑板上时就被对象化了，进而成了一个反讽的目标。在这个方面陈浩南有了苏格拉底的面相。

在与耀扬一战之后，陈浩南投身商界，再也没有心情教育小弟。但包皮这种天性堕落的人在道义上是需要让陈浩南去驯化的，然而展开驯化总归需要一个强健的友爱共同体组织。在第四部中大天二归天、山鸡扎职，导致陈浩南身边再无可用之人，此刻的他不得不将已经淡出江湖的大头重新拉回社团，这就和他在第四部劝人不要“行古惑”的说辞矛盾。这种矛盾并非出在他的教育理念之上，而是出在他自己作为残酷政治实践者的同时又作为伦理教育者的身位矛盾之上。“铜锣湾只有一个浩南”的说辞，与其说展现的是为社团振兴声威的荣誉感，不如说是被政治环境逼迫出来的色诺芬式雄心壮志——并不是色诺芬自己想要建立城邦，而是时势逼迫他这样考虑。当然，如果不是司徒浩南的挑战，陈浩南根本没有必要说这句话；同样地，如果不是因为被指控，苏格拉底不必自我申辩。

陈浩南从“马仔”到“龙头”的上行显示出一种真实爱欲的下降和政治精神的上升——他被迫追求自己不爱的东西，以让自己承担起更加沉重的在世使命。当然，这对于社团的政治共同体来说，并不见得是坏事。洪兴的确收获了一个成熟稳健的君主。但同时陈浩南自己则丧失了在第一部中曾经表达的另外一种人生——隐居——的可能。在这方面苏格拉底与陈浩南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能够足够清醒地与身边的阿尔喀比亚德、克里提亚保持距离，在维护城邦礼法的同时，又朝向真正的自由迈进。这种生活才是真正爱欲的生活。与此不同，仅仅具备政治德性的陈浩南只会在时势的裹挟之下向上攀登，与此同时牺牲掉自己的真正自由，完完全全印证那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刀光剑影，让我闯为社团显本领；一心振家声，就算死也不会惊”——这首歌陈浩南想必成为龙头之后再也没有唱过，因为在他这种地位的人身边，已经没有能够一起合唱的人。

在不断的自我反省中变得更加冷静世故，进而从理性规范、而非从情欲与血气层面构建共同体，这是陈浩南的上行的本质。陈浩南整个角色的公民教育意义就体现在这方面，而他作为实际政治教育的典范，则体现在受众更少的纸质文本之中。在我们的时代，一个电影版的陈浩南是不可或缺的，他的转变也正是每一个青年人都应当经历的转变，我们应该更多地看电影，无论如何，第六部结尾的镜头依然是“友情岁月”的延续。只要人心之中依然有这份虔敬与担当，陈浩南的魅力就不会减弱，江湖中也就将继续有他的传说。

黑骨棠：神秘的江湖人士，自称三合会员，逍遥法外多年，据说正在北京某高校读博。

本文首刊于《先进》辑刊，已获得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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