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其实，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在大约到1919年以前这几年，对孔子的批判，火力是猛的但又都是说理的，而且他们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孔子和君主专制的联系这个问题上，他们都没有全盘否定孔子。《独秀文存》第三卷，保存着陈独秀与他的朋友和读者之间的通信，可以看到，陈独秀和他站在文化革命同一战线的同志，对孔子都不是全盘否定的。

陈独秀曾经自己表白:“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未尝过此以立论也。”这是符合事实的。不但陈独秀，他的同志，也都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把孔子的礼教批倒。陈独秀还说:“即孔教亦非绝无可取之点，惟未可以其伦理学说统一中国人心耳。”足见他并不是否定孔子的一切的。最典型的表现是吴虞，他给陈独秀的信说道:“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馀焰，则不得不攻之者，亦犹是耳，岂好辩哉？”

这信大约是1917年初写的。连这个“只手推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也承认孔子是“伟人”，可见他虽然把孔家店“推倒”，还没有打算让店主“永世不得翻身”。看来，这个店主还有另外的一面，而且也是重要的一面，他和《新青年》的同人还是心里有数的。但在当时的中国，要“推倒”被誉为“圣人”、“通天教主”的孔子，这些人的处境一定不妙。尽管他们的言论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的震动，但并不容易为多数人所理解，至于主张复古尊孔的人对他们恨之入骨，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开始时往往只在少数人手里，首先觉醒的分子容易被孤立。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同人被认为是“名教罪人”。

过去几十年中国革命的历史使我们看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容易出现“左”，因为这种形势更加深人们对敌人的仇恨，往往使人发生急躁情绪。对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来说，这种情绪更是难于避免的。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发表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便是这种急躁情绪的反映。

此文一开头便这样说:“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的，就是咕咕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的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

陈独秀认为，当时非难《新青年》的人有两种，一种本心是爱护《新青年》的，但认为言词太过激烈，害怕《新青年》“在社会上减了信用”，这实际上就是劝告《新青年》至少把批判的调子放低一些，但陈独秀还是表示“感谢他们的好意”。

另一种人是反对《新青年》的。陈独秀列举了反对《新青年》所加的罪状以后，宣告“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便作他的答辩:“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在这里，在一种急躁、愤激的情绪下陈独秀已经不只反对礼法、贞节属于“三纲”的伦理政治思想，而且反对整个“孔教”，也就是反对整个孔子的学说了。而且对旧伦理、旧艺术、国粹和旧文学等等都不加分析，都在反对之列。

压力越大，处境越困难，反拨的情绪就越高，以至失去了冷静，忘记了自己的初衷。

四

孔子的伦理政治思想，是维护、巩固君主专制的封建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是不相容的。这种思想，越到后来便越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严重障碍。“五四”文化革命，首先批判孔子以“礼”为标志，以“三纲”为主要内容的伦理政治思想，实际上也就为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在思想上扫清道路，因此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孔子的思想不只是伦理政治思想，他还有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文艺思想，等等。而且就伦理政治思想来说，也还不是他的伦理思想的全部。如果说，作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孔子的伦理政治思想，是和民主主义敌对的思想，应该彻底批判，彻底葬送，那么对于其他方面的思想，情况便不一样了，需要进行审慎、客观的具体分析。

恩格斯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像黑格尔这样影响很大的思想家，你要一脚把他踢开也很容易，但把他踢开不等于把他克服。对于我们中国的孔子，也可以说同样的话。1939年，毛泽东看了当时陈伯达写的文章，就写信给当时党的宣传部长张闻天。在信里，毛泽东就陈伯达所涉及的孔子哲学中的方法论、认识论、道德论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重要的是，正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用唯物主义观点改造黑格尔的哲学，把他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救活过来一样，毛泽东也用同样的方法救活了孔子一些唯心主义的辩证思想。

毛泽东说:“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

谈到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个论题，毛泽东认为，“作为哲学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不是像有些人一样，倒脏水连同小孩一起倒掉，在否定孔子的唯心主义时连同他的辩证法也一起否定，相反，毛泽东看到了孔子这唯心主义思想家的合理因素，用唯物主义观点加以改造，把被孔子颠倒了的名实关系颠倒过来。

毛泽东这个做法，特别容易令人想到列宁的“哲学笔记”对黑格尔的做法。在写给张闻天的信里，毛泽东从方法论上肯定了孔子的中庸思想，肯定了他“过犹不及”的论断，并作出自己的解释。毛泽东认为，孔子的中庸思想“肯定事物与概念的一定的质”，“一定的质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他的大意就是事物的质都有一定的量的规定性。达不到或者超过一定的量，都会发生质的变化。毛泽东把他对孔子的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的理解，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联系起来，认为“不及”是右倾，“过”则是“左”倾。

孔子的“过犹不及”，或者照朱熹的解释“无过无不及”，作为一般方法论的原则是正确的。但是，在人们的行动实践上，什么是“过”，什么是“不及”，是有阶级标准的。作为封建阶级的思想家，孔子这个原则上正确的中庸思想，自己实际运用的时候却往往受到他的保守思想的干预，往往变成折衷、调和的思想。孔子是坚决反对人民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的，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犯上作乱”，认为这是“过”。一切革命在孔子及其后的儒家看来都是“过”。他们的政治路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这条路线才是他们的“无过无不及”，这和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的看法恰好相反。

历史现象有些时候是很有戏剧性的，“五四”时期受到猛烈批判的孔子，他的思想原来也有重要的合理的方面，而且正是可以作为总结“五四”时期的文化革命经验的借鉴。批判孔子基本上说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孔子的“过犹不及”这个方法论的原则，正好说明当时批判孔子的偏颇所在。（1999年04月24日第7版）（编辑: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