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四”的文化革命，应该从1915年《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的创办算起。在这以前，中国也发生过一次影响巨大的启蒙运动，这就是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他们促进的思想和政治的变革。他们这些人思想上比他们政治上先进。他们把西方民主主义社会革命理论移植到中国来，自己却只是主张改良政制，未能提出中国根本的政治变革和思想变革。后起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要求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在政治上比康、梁、严他们这些改良派跃进了一大步。但当时的革命派主要专注于革命实践，思想启蒙工作方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落在康、梁、严他们的后面。

思想革命不能代替政治革命，但没有思想革命，政治革命也就没有足够的精神条件。当着必需有一次重大的思想革命为政治革命开辟道路的时候，思想革命便成了革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从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大多数发表的文章，都是批判孔子或者实质上是批判孔子的，这被当时的反对者说成是“诋孔”。但他们的斗争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陈独秀当时的影响最大。他以如椽之笔，激切的言词，直捣孔子封建思想的巢穴，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而且他的文章条理清晰，说理透彻，简要，不但有强烈的战斗性，同时又有学问，有识见，很可以代表“五四”时期那种生气蓬勃的文风。

陈独秀抓住了孔子思想的要害:礼教。“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政治之根本”。他指出礼的核心是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构成一个从家庭到国家进行封建统治的整体。有人提出反驳，说孔子并没有三纲的说法，“三纲”是宋儒伪造用来“诬孔”的，陈独秀根据大量典籍的记载，证明孔子没有直接提三纲，但思想确是来源于孔子。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感到陈独秀的文章说理透彻，是当时批判孔子的好文章，保持着它的文献价值和科学价值。

早在辛亥革命以前，青年鲁迅便和他的弟弟周作人翻译西方现代文学作品，撰写论文，呼唤“精神界战士”在祖国的出现。

那时他们还旅居在日本，但他们经过艰辛的努力译印出的西方文学作品却得不到什么知音，“文学运动”失败了。以后是“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鲁迅这里所说他见过的，陈独秀也同样见过，他们也都痛切地感到，中国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了，而且他们也都同样深知中国没有一次根本的思想变革是谈不到深入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的。是陈独秀第一个站出来，在全中国面前树起对过去封建传统思想批判的旗帜，并且进行毫不反顾的斗争。也是他所领导的思想变革，把怀疑、失望、颓唐的鲁迅重新唤起，重新投入炽热的战斗的。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说到一个“狂人”看到一部中国的历史书，“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又“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在这里，鲁迅把几千年来以仁义道德为精神支柱的中国历史，都看作是吃人的历史，这在当时确实是惊世骇俗的。这很快便引出了吴虞的文章《吃人与礼教》，他的笔锋也是极尖锐的，其实他早已发表过不少批判孔子思想的文章，因此他便被誉为“只手推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当时并未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这类思想的确为许多人所认同。“仁义道德吃人”，“礼教吃人”，这是“五四”时期批判孔子思想最激烈的声音。

二

对于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基础的礼教应当从根本上加以否定，是“五四”文化革命的倡导者们的共识，这里不只是有陈独秀、鲁迅、吴虞，而且还有李大钊、易白沙等人。袁世凯想做皇帝，康有为公然向当时的国会提出要把“尊孔”纳入宪法，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孔子思想和帝制的联系。孔子是尊崇帝制，认为君臣之义是不可移易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当然是大逆不道的“犯上作乱”，而袁世凯称帝以至张勋要复辟，倒是合于圣经贤传的了。事实是称帝复辟必尊孔，因为孔子这块招牌，或者说，这块敲门砖对于敲开帝宫的大门是用得上的，这自然更加深人们对孔子伦理政治思想的仇视。这样，批判孔子也就不只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且直接成为现实的政治斗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这样的思想政治空气里，“推倒孔家店”，或者“打倒孔家店”，是不是毫无根据，因而是冤假错案呢？不能这样说。因为孔子的礼教这种伦理政治思想是孔子的根本思想，它和民主主义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是不是矫枉过正呢？看来是矫枉过正。因为孔子思想，还不只是直接与封建君主专制相适应的伦理政治思想的。

但如果我们能设身处地考虑一下当时中国的状况，考虑一下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一直过着痛苦的生活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有一个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制度，而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封建思想的最高代表正是孔子的礼教，他的伦理政治思想。当时《新青年》的文化革命的倡导者们，又都是从旧营垒出来的，他们不但深知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给人民带来悲惨的命运，而且他们本身也大都是身受其害，他们是带着对旧社会憎恨的感情投入反抗斗争的。我们又怎么能要求当时参加战斗的先辈都是四平八稳，无过无不及的呢？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分析了中国大革命时期正在风起云涌的湖南农民反封建的斗争，对于当时被一些人认为“过火”的现象，毛泽东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站在农民方面认为这是应有的“矫枉过正”，他的有名的格言就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当时用“革命不是绣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这种生动的又警策的语言说明对革命应有的认识。毛泽东坚定、严正的革命态度，打击了诬蔑农民革命斗争的反动势力，也教育当时有右倾思想的干部，使农民运动能够健康正常地发展。实践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