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二、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74页

笔者查看了汪晖先生的原文，发现跟王彬彬先生拿出的第一个实例一样，汪晖先生在其著作的第60页，已共有四个注释，其中，王彬彬先生之所以可以将李泽厚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第74页拿来跟汪的第60页的文字进行对照，就是因为汪晖先生已经在该页的第1个注释中清楚地写明了“被引用的作者姓名、被引用的作品的名称和出处”。

汪晖先生的原文如下：

《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59-60页：

“如果说龚自珍、魏源、冯桂芬还多少停留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圈子内打转，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实行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政治学术还带着极端狭隘的地主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阶级特征，①那么，康、梁、谭、严等后期改良派开始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和理论基础，显示了对‘传统’的更为彻底的批判和西方社会文化的更为彻底的肯定。……

①以上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74页。上述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维护地主商人的权利而害怕和反对任何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如宋育仁《采风录》：‘举国听于议院，势太偏重愈趋愈远，遂有废国法均贫富之党起于后。’郑观应《盛世危言》：‘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

对比汪晖先生原文与王彬彬先生引用的文字，可以发现，王彬彬先生并未引用前半句话，而仅仅引用了逗号之后的半句话，而正是在前半句话中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注释，该注释清楚的标明引用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第74页。

经查看李泽厚先生原文，笔者发现，逗号之前的半句话引自第57页，而逗号后面的半句话正是引自注释中所标明的第74页。可见，汪晖先生已经清楚地注明了引文的出处。

因此，王彬彬先生这个例子的指控也不能成立，汪晖先生已经提供了符合法律要求的注释。并且，王彬彬先生在引用汪晖先生的文字时并没有遵循客观、公允、完整的原则，没有引用带有注释的前半句话。

例四、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6页

经查看原文，笔者发现汪晖先生在此清楚明确地标注了“被引用的作者姓名、被引用的作品的名称和出处”，因此也不存在剽袭问题。

原文如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①

①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6页。”

查看原文，笔者发现汪晖先生已经清楚明确地注明了被引用的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和出处，是王彬彬先生忽略了或隐瞒了注释的存在的这一事实。

总之，笔者发现是王彬彬先生在引用汪晖先生的原文时，没有客观公允准确地引用汪晖先生的注释；而汪晖先生的注释已经清楚地注明了“作者、作品名称和出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学术规范的要求。

例五、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页

王彬彬先生在这个例子中说到：“再举一个‘老老实实式’的例子。汪晖《反抗绝望》第69页（三联版第134页）：

……但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历史与价值的这种内在统一性被无情地撕裂：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页：

……梁启超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作为这样一个人登上文坛：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

两段话中，冒号以后的话，一字不差。这种老老实实的剽袭，是最不让人反感的。……”

当笔者核对原文（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第69页）时，发现王彬彬先生在这里：

（1）使用了省略号，将汪晖先生的这段话开始的第一句：“按照勒文森的观点”省去了，也就是说，汪晖先生第69页的这一段，是在讨论勒文森的观点，因此，他引用了勒文森的文字，并专门告诉读者：“按照勒文森的观点”，但这一句话王彬彬先生没有同时引用；

（2）不仅如此，王彬彬先生还将汪晖先生著作中前一句标有的注释也给省略了，即：汪晖先生在注释中告诉读者见“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3－4页”。但王彬彬先生在其批评汪晖先生的文章中完全不提汪晖先生的注释的存在。

笔者认为，引号标有注释的话属于作者直接引用勒文森的话，而引号之后的话间接引用于勒文森，并且在这之前有一句总括的说明“按照勒文森的观点”，该处并不构成抄袭或剽窃，因为作者已经在正文和注释中说明了被引用作者名称、作品名称甚至出处。众所周知，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在论述中发挥不同的作用，要求凡是引用就必须与原文一模一样并且用引号圈定，不仅不方便阅读，而且会大大限制作品的创造性。

例九、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第175、176页

笔者在此再次不能理解王彬彬先生的指控，因为在汪晖先生的著作的第64页，他已经标明了出处，即“张汝伦的《意义的探究》，第175－176页”。

汪晖先生的原文如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这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①

①参见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175-176页。”

也就是说，调查发现，汪晖先生已经提供了注释，因此不存在王彬彬先生指控的问题。

笔者认为王彬彬先生提出标有“参见”二字的注释不等于是注释的说法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笔者调查认为，汪晖先生这里的引注完全符合法律要求的“说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和出处”，不可能产生所谓的“剽窃”问题。

十、 笔者的部分调查结论

总之，经过笔者仔细的调查核实，通过对王彬彬先生提出的《反抗绝望》中存在的十处“抄袭与剽窃”问题中的六处进行了逐一核查和分析，具体结论可以归结如下：

关于《反抗绝望》一书，王彬彬先生列出的十个例子，笔者的调查结论是：

王彬彬先生在这五个例子中，第一是说“汪先生的引文与被引用的原文相同”，所以等于是抄袭，这种说法是对著作权法的无知。第二是说汪晖先生已经提供了含有“被引用者姓名、作品名称和出处”的注释，但由于写有参见字样，就等于没有提供注释，王彬彬先生的这种说法没有法律根据。

笔者的调查发现，王彬彬列出的第一、二、四、五、九个例子（共五个）中，均有汪晖先生提供的注释以及正文的说明，而王彬彬先生忽略或者省略了该注释或者说明，或者对于注释带有“参见”而不认可。

王先生提出所谓的“参见式注释”不等于是注释的说法，笔者认为王先生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因为注释中是否含有“参见”、“参阅”等字样，不是判断是否提供了法定的注释的标准。

综上，笔者认为王彬彬先生列举的关于《反抗绝望》一书的10个例子中，至少有5处没有真实、完整、准确的引用汪晖先生的原文，或故意将汪晖先生的注释省略不提、或故意将其在正文中对汪晖先生引述他人观点时提到他人的姓名的介绍性文字省略、或将注释以带有“参见”为由一笔带过，由此给读者造成了汪晖先生的著作中存在严重剽窃问题的印象，王彬彬先生的做法，存在涉嫌侵犯汪晖先生名誉权的法律问题。至于王彬彬先生提供的10个例子中的其余4个例子，以及《中国现代思想兴起》和其他书中被网友提出的其他例子，也同样存在严重的举报不实或夸大其词的问题，请看陆续发表的系列文章之其余部分。本文在开头就引用了郑也夫先生的话：“没看过其书，就来担保，则是悖逆常识。”笔者认为确实如此，只要读者查阅了汪晖原文和王彬彬的指责原文，就可以清楚地发现笔者以上所述事实，不知郑教授作为学风严谨的学者是否查阅了汪晖及王彬彬原文，如果查阅了原文又为何未能“澄清”真伪呢？（原文在发表时有大量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