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特殊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一个特殊的时代

黄：“黄金十年”里，青年学人跟在中老年师傅后面学徒，“老师”长“先生”短的再配上些“之乎者也”，看着颇有古风。但听他们私下骂人话之纯正、下流话之地道，跟前辈学人大不一样，更别说传统的“士林”、“儒林”了。

十年一觉，等到青年学人学徒期满，正赶上社会大转型，什么下海潮、出国潮、寻宝热、特异功能热，一时间天翻地覆，人仰马翻。整个社会风气由正步改为醉拳，又东倒西歪起来。青年学人骨子里的红卫兵也结束了冬眠，一跃而起，回老家似的走进新时代。市场新时代崇尚工具理性，讲究小投入高产出，最好不投入光产出。不择手段开始成为最佳手段——能拿干嘛买，能加塞儿干嘛排队？“老实”、“厚道”、“本分”从此成了贬义词。

我在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说到那一段时也感叹过：说你“老实”可不是夸你／说你“邪性”可不是骂你／说你“本本分分”可不是抬举你／说你“乍乍乎乎”可不是数落你／说你“人挺可靠”是说发家致富靠不上你／说你“混球一个”是说将来混得好的可能还就是你！

当然，风气的影响不会搞绝对平均主义——每个青年都一样。“逍遥派”还在南窗下逍遥。而“造反派”听着窗外哪个同学一夜发了，心里又空又慌又躁之际，就近造他娘的学术规范、“资产阶级法权”一回反，也是可以理解的。

祝：红卫兵－知青一代和“文革”前的大学生截然不同，有的可能只相差几岁，但思想性格上的差别却非常明显。“文革”前的大学生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这十七年体制的产物，就像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所说的驯服工具，忠诚可靠、循规蹈矩、温良恭俭让，是传统儒教加斯大林主义培养出来的思想性格。红卫兵－知青一代却不同，他们在人格形成的年代，突然遭遇到“文革”那样千年不遇的政治风暴，面对中国和世界的大问题。“大字报”、“大辩论”，造反、串联、武斗，然后又是“上山下乡”、进工厂或当兵，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摸爬滚打。这大概也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一代人，其中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尤其如此。

对这一代学术思想界人物的特点，我以前也做过分析。与前后几代知识分子相比——比如前边的“文革”前大学生、后边的60后学者，他们有更多的大抱负、大视野、大思想，同时又具备底层社会的经验和生存能力。他们的优点和优势非常明显，缺点和劣势也同样明显。这当然是两代人之间整体的、粗略的对比，不排除个别人的特殊情况。总之，红卫兵－知青一代知识分子获得独立的学者身份，正好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代特殊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一个特殊的时代。应该说，汪晖和朱学勤都属于这一代中的佼佼者。

黄：这一代“小将”出身的学人，跨越社会光谱之宽，拥有社会身份之众，比较接近“五四”前后一代青年——西方一战、二战中的青年其实也差不多。复杂的经历和身份给了他们观察社会人生的多重视角，跟庙里的“千手千眼”似的。他们当然有短处，但其开阔的视野，丰富的内涵，不是“空疏”所能概括，也不是南窗所能望尽，更不是三岁就开始学英语、三十岁还在学英语的承平时代学子可以嘲笑的——那位叫Isaiah的网上青年嘲笑朱学勤英语不行的态度并不可取，有点小松鼠跟短尾猴比谁后面长了。

这一代红卫兵－知青学人，他们不同身份、不同经历、不同视角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应是当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他们的身份，除了前面说的“流氓”（去掉贬义），还有“导师”。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是“伟大导师”，其实他们也是，只是尺寸小点。他们跟着伟大导师比画了一二十年，想不比画都收不住。更何况时代又提供了继续比画的机会：前三十年的路线到“文革”结束时已经走不下去，中国需要换路子，往哪儿去，怎么走，当官的心里有数但没底，特别需要两种人来帮忙。一种是禹作敏、年广久之流，相当于柬埔寨踩地雷的水牛，要靠他（它）们踩出条血路来。一种就是“导师团”或“教导团”了，要靠他们广搜古今中外的各种路线图。

祝：“文革”涉及中国和世界的根本出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其问题意识就不是通常的学科、专业所能限制约束的。上世纪80年代初那会儿读李泽厚，曾经觉得他的治学路子很宽，美学、中国思想史、康德哲学，都有系统的论述。可是到了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在跨学科跨专业方面比较起来，李泽厚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像何新，哲学、逻辑学、美学、历史、训诂、文学批评、经济学、国际政治等等，专门论述过的少说也有十几个学科领域。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文革”结束后恢复十七年体制，上世纪80年代清理“三种人”，培养提拔“四化”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所以，上世纪80年代培养提拔起来的干部，一般是听招呼、能办事，思想上个性上大多乏善可陈。这形成了一种政治价值观和任用标准。所以，依照这种价值观和标准，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除了个别高干子弟，其他特别有个性和思想的人，不管什么观点立场，经过层层筛选，在仕途上大多不会有什么前景。于是，不少人下海经商，不少人进入学术思想领域。这两拨儿人，虽然进了商界和学界，但都是“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有极大的政治关怀和热情。这种关怀和热情反映在治学特点上，就必然是政治大于专业，思想大于学术。

黄：红卫兵－知青一代学人当过两种徒弟，即学校老师的徒弟和毛主席的徒弟；毕了业要当两种“导师”，即博士生导师和中国导师。两种选择可以非此即彼，也可以两头兼顾，还可以有所侧重。有的人觉得学术小世界够大的了，就是它吧，于是边走边背诵小世界的旅行守则、“十要十不要”之类，果然一步一个脚印走成小世界纯然又斐然的专家学者——江山不是不想指点，但打算指导完最后一届研究生即退了休再指点。有的人则觉得学术小世界虽然放得下自己饭锅饭碗，但放不下自己的雄心壮志，博士生导师要当，中国导师更要当。中国不少“公共知识分子”都是一身兼着两种“导师”。两种“导师”各有各的侧重、路数、功夫和标准，彼此虽有重叠、互补、相得益彰的一面，但也有关照不过来、顾此失彼，甚至有你没我的时候。

汪晖、朱学勤身上也都存在这样的身份矛盾和尴尬。先说朱吧，学术并不是他的“长板”（从他那儿抄个比喻），也不是他人生的主要追求。《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最核心的意思是告诫中国人，革命没有革出好的，换别的道吧。这样的“警世通言”本来跟《芝加哥文体手册》没多大关系，可你既然把它写了博士论文，又用它换了学者身份，就别怪刺客拿着此类手册随时登门拜访。汪也是两种身份冲突挺大的一位，在左翼学人中，属他“学术”气最重，不把檄文写成论文不罢休。他好像还参与推动过上世纪80年代思想向上世纪90年代学术的转变，提倡过“学术规范”，如今却绊在了学术规范上，就像他身上的另一组悖论——“不”西方的主张和SO西方的表达。朱、汪二位作为学者都有失严谨，作为思想者却不失严肃。两种利弊互见的身份及其矛盾，虽非这次事件的最核心部分，却是我们理解其背景的一个必要角度。

不是没有规则，而是不讲原则

祝：朱学勤是一个思想型的学者，我原本对他的印象相当好，他能把深奥刻板的理论问题论述得那样生气勃勃、激情澎湃，确实有点“大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更是“文化大革命”的气息。可惜他的自由主义立场过于偏狭，所以这些年的思路似乎越走越窄。

汪晖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读书之多，涉猎之广，在当今的人文学术界是很少见的。他的学问的繁琐和细密，很容易让人想起——从乾嘉学派到钱锺书的苏南地域文化和学术传统。在这次事件中，有这么多学者和网友不顾一切地挺汪，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汪晖有一个特点，就是摊子铺得过大，在论述一个问题的时候，总要牵涉进许许多多相关——甚至不那么相关——的问题来，而且要一并展开论述。对这些问题，他当然都有过涉猎或研究，但不一定都做过系统的透彻的研究。问题就在这里：要按照专业学术标准展开论述，从论点到论据，没有深入系统的透彻的研究，是不足以支撑的。所以，他就必须大量借助于二手文献。而如果把这些借用的二手文献全都一一注明，不论是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恐怕都会不胜其烦，而且也太像读书笔记了。所以，就形成了目前汪晖的这种不完全注释的方式，有一些对别人成果的援引前一段有注释，后一段没有注释。这是对汪晖的一点技术性分析。

黄：我没有读过原始文献，但从那些小孙怡让、后段玉裁对版本的校勘、字句的核查看，汪、朱的情况有相似之处，都是引了别家的东西而未一一明确标注。问题看来都是有的，至于如何定性，可以交给知识产权法的硬杠杠去做判定，也可以参考当年和当今的未成文法、即学术共同体约定俗成的规范去慢慢计较。

这次事件山重水复，机里藏机，变外生变，看得人眼花缭乱。目前最需发言者能不党不私，诚心正意，本着对公众负责、对学术负责、对个人负责的态度，从小处入手，向大处着眼，公正妥善地处理好这件事。知识界如果连这件事都干不好，那还能干什么？

自古以来，读书人就是中国社会自我反省、自我纠错机制的一个重要部分，总的说是一支健康的力量。近一二十年来，知识界的腐败与腐朽因市场化的环境和官僚化的体制而愈演愈烈，知识分子的集体形象江河日下。这个群体在道德人格上的覆灭，会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致命一击。公众包括媒体对此次事件反响之强烈，正反映了人民对这个群体的期望与失望。

祝：从小处入手，就是要逐步建立一套比较细化的中国学术的写作规范。

其实将近10年前，历史学者王笛就针对中国学界的问题，撰文介绍过《芝加哥文体手册》。这当然不是说要照搬谁的制度，而只是作为一种参照。因为鉴于今天的社会风气，建立中国的学术规范，不能再仅仅停留于道德的呼吁或谴责，而是要有一套硬件的基础设施作为依托，要有一部大家公认的、可作为依据的行业法典。我不太同意把这些年的抄袭成风归咎于讲究学术规范本身，所谓学术规范本身鼓励引用别人的论述，鼓励鹦鹉学舌，因此鼓励变相抄袭。在社会整体教育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特别是在写作成果发布平台即互联网便捷化、大众化，导致写作者人数呈爆炸式增长的时代，必须相应地提高学术的准入门坎，明确区分专业学术写作与非专业学术写作。专业学术写作必须在充分掌握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必须为每一个论点提供准确的、充足的论据，这必然要求比较多的引文和注释。同时，按照这个标准，抄袭还是没抄袭，在什么程度和意义上抄袭，其实不难判断。

黄：1990年代以来是学界订规则最细密、同时也是学人出事最频繁的时期。问题的症结似乎不在于没有规则，而在于不讲原则。像当年王铭铭学术不端成那样，连“孟修斯”都闹出来了，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刚刚开完他的会没几天，《读书》上便见到他的新作。不是说犯了错误就得一棍子打死，但学术共同体总该讲点原则，有个态度吧？就算他人才难得，观点有益，但他的作为和你的反应会对学界起什么样的示范作用，会对学术风气产生什么样的正负影响，难道不应该考虑么？

因此，我不反对从技术和规则的角度抑制抄袭等学术恶行，但我更相信治本之道在于整顿人心、树立原则，营造正气。在整个社会心理及价值观大环境坏了这么多年、坏到这个地步的今天，说这些的确近乎痴人说梦。尽管如此，公众对这次事件空前的关注程度，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还存在着推动人心向善、风气转变的强大动力。这股动力目前特别需要公心的引导，而不是私心的利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派别的阴影挥之不去，小团体的私货随处可见，这未必一点不利于事实本身的澄清，但不大可能推动事态朝着符合公众整体利益的方向发展。本来抄袭行为大则与价值制度环境相关，小则与个人作风品格相关，与自不自由派、新不新左派没有内在联系。

党争派性的继续插手不大可能使这次事件成为改善学界风气、重建知识分子信誉的一个契机，很有可能让它沦为一场让公众越看越无聊的闹剧。希望各方珍视不多的机会，管住私念，拿出公心。只要公心在，中国学人岂有连这点事都说不清、摆不平的道理？若公心不在，从五洲四海请多少余英时、齐泽克——就是把真貔貅弄来——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