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深町英夫：新生活运动与“现代国民”的塑造

【编者按】近日，《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一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刊行，作者深町英夫是日本中央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日本中国研究中生代代表人物。他在书中称新生活运动为“以蒋介石、汪精卫、阎锡山等国民党高层为主，以邓文怡、杨永泰、黄仁霖等蒋介石心腹及晏阳初、曾毅、徐维廉等民间知识分子和宋美龄等显贵妇女为辅，并由成千上万的官员、商人、工人、农民、学生、将士、主妇、儿童，还有日本外交官、记者和美国传教士、军人等所扮演的‘围绕身体的政治’的一台群戏”，并将视角延伸至今，联系建国后的“除四害”运动、“五讲四美”运动、“中国式过马路”等运动或现象，探讨中国近代化的宏观意义。

新生活运动始于1934年，结束于1949年，这15年时间中国面临着深刻的内忧外患，国民党政权为何要发动并持续这种略带肤浅、琐碎之嫌的启蒙运动？汪精卫、阎锡山以及日方对新生活运动有哪些反应？新生活运动效果如何？针对以上问题，澎湃新闻专访了深町英夫先生，请他谈谈其对新生活运动的研究。

深町英夫教授

因后醍醐乐队对中国产生向往

澎湃新闻：请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是从何时起开始关注新生活运动的？

深町英夫：我于1966年出生在东京都调布市，在初中1年级（12岁）的时候，阅读了父母送给我的《马可·波罗游记》，开始对中国产生了兴趣，3年级（14岁）时开始自学汉语。与此同时，因为我是日本摇滚乐队Godiego（后醍醐）的粉丝，这支乐队对中国非常重视，除了唱过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主题歌《猿猴魔术（Monkey Magic）》之外，还于1980年在天津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摇滚演唱会，因此加深了我对中国的向往。

1985年，大学2年级（19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旅游。1988年，我从京都大学文学系哲学科美学专业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后期尼采思想中的“悲剧”概念》，之后就职于日本一家大型的电机公司。翌年又来中国旅游了两次。1990年，我辞掉该公司，进入东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开始学习中国近代史。1996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地域文化研究科，获得博士学位。

在1994至1995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期间，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书库里，看到了一本题为《新生活画册》的海报集。对于写在各张海报上的标语，我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既视感”，因为它们酷似我曾于1985、1989年来中国旅游时在各地看到的例如“五讲四美”等各种标语。我觉得中国人好像60年来一直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由此开始对新生活运动产生了兴趣。

造就几千几万个蒋介石

澎湃新闻：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跟他个人的生活习惯、留日经历有多大关系？

深町英夫：蒋介石在发起新生活运动之前曾在日记里写到：“今日之我是由幼年时家庭教育父母所锻炼，青年时代日本军事教育所琢磨，壮年时代总理〔孙中山〕革命教育所陶冶而成也。”

蒋介石的父母特别讲究衣食住行的规矩、清洁，因此他从小就在家中接受了非常严格的家教。他从20岁时开始留学日本陆军学校并到部队实习，共约3年，日本军校及部队对日常生活中的纪律､卫生的重视（来源于德国医学）给他带来极其深刻的印象。36岁的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时，就对学生们强调起居、内务之纪律的重要性，并亲自检查校内的卫生情况。

如此神经质且有洁癖症的领袖于1930年代遭遇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膨涨、压迫时，认为中国人如此遭受侮辱､欺压，就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不够“文明”。因此，他企图“造成〔造就〕几千几万〔个〕蒋介石”，即以自己为模范对人民的身体进行“教养”，将他们改造成既勤勉又健康的现代国民（士兵、工人），并希望由此能够提高中国的军事、经济力量，以对付国难。

澎湃新闻：新生活运动旨在塑造“现代国民”，为何还是要借用传统的外壳，不时地强调“礼义廉耻”？

深町英夫：其实许多的中国近代思想家都曾主张过古代中国早已拥有了近代西方发明的各种思想。例如康有为把孔子描绘成改革者；孙中山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民权主义的滥觞；还说周朝的井田制和王安石的新法都是民生主义的起源。这种逻辑可以说是在不得不承认西方文明之先进性的情况下保持、慰藉民族自尊心的一种尝试，也是使这种通过西化实现的现代化获得正当性的论述技巧。

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时也说道：“古人的教育始于‘洒扫应对’而终于‘立身行道’。这洒扫应对就是今日之所谓食衣住行，立身行道就是今日之所谓礼义廉耻的实际效用之所在。”这种稍有牵强附会、断章取义之嫌的主张亦可视为属于同样性质的话语。一般而言，古代中国的礼法是以父子、君臣、师生、长幼、主客等具体的人际关系为前提的特殊礼节，与抽象的个人应该在公共场合上遵守的现代性普遍规定截然不同。

《新生活须知》

汪精卫、阎锡山与日本的反应

澎湃新闻：汪精卫、阎锡山等蒋介石的政敌对新生活运动有何反应？民众的反应如何？

深町英夫：当时，国民党内部进行着非常激烈的派系斗争，然而新生活运动却得到了各个派系的赞同，并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汪、阎虽和蒋在中原大战时结下宿怨，但亦和蒋一样曾留学过日本，由此意识到中国人缺乏且须要接受“身体的教养”，故此几乎全面地赞成了新生活运动。第二，蒋逼其竞争对手汪、阎对此次前所未有的群众运动表态，即迫使他们认为，与其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不如亲自参加，并将他们拉入由自己掌控的运动体制之中。

虽然如此，汪精卫对于依靠权力推展运动的做法，表示出非常消极的态度，而且否定了这一运动的复古侧面，其结果则是汪精卫逐渐从运动中被排除出去，蒋因此在中央各派系中确立了独自的指导权。而阎锡山则对蒋的呼吁表示赞同，并因此成功地获得了自己在山西省之统治地位的认可，蒋则得到了阎锡山的支持，加强了他作为全国性领导人物的权威。

为了检查人民在日常生活上的一举一动是否符合新生活运动的规定，国民党政权在全国各大城市屡次进行检阅活动，即对各城市的住宅、学校、机关、商店、餐厅、公园、车站等进行调查、指导活动。各种报告显示，大部分城市居民至少在表面上接受了劝告和指导，但亦有不少报告暗示一般群众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导致了这场运动的戏剧化和空洞化。

澎湃新闻：日本对新生活运动有何反应？ 

深町英夫：日本官民接触到新生活运动时，都未能理解其通过“身体的教养”创造国民、建设国家的长远意义，而仅以“亲日／反日”“西方／东方”等两者择一式的肤浅框架作为评价标准，急于辨别蒋介石或国民党是目前的敌人还是友人。

日本外务省也和一直敌视国民党的日本军部一样，基于“汪＝亲日／蒋＝反日”的成见，错误地认为新生活运动是一场排日阴谋，因此更加警惕蒋介石，强迫汪精卫进一步退让。是故，汪精卫的对日和睦路线在中国国内失去支持且以失败告终，而对两国关系之改善仍抱期望的蒋介石也不得不坚定其抗日意志，如此导致的结果即是疑心生暗鬼。

日本民间舆论对此运动的思想内容作出了更加具体的分析和评论，但亦不免有自卖自夸之感，即根据“东方＝传统／西方＝近代”的二元文明论的框架，设想与此对应的“稳健＝亲日／激进＝反日”这种国民党政权所采取的两条路线，并把新生活运动视为从后者向前者的政策转换，给予了较为同情的、积极的评价。

总之，当时日本官民都急于对此运动给予或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尤其是两者择一式地判断其对日本的态度是敌对还是友好，均未慎重地、详细地分析这场运动在当时中国发起、推进的意义，而往往是仓促地判断其对自己的利害得失。换言之，他们都只臆测在中国发生的每件事对当时日本具有何种意义，且因之一喜一忧，并未考虑到更加重要的本质性问题，即正处于国民创造、国家建设的近代化过程当中的中国和已较早建立起近代国民国家的日本应该如何相处。

当两个国家之间存有一些问题悬而难决时，我们往往对于对方国家对自己的态度过于敏感。然而，纵使无法马上建立起友好关系，也不应立刻敌视对方，而是应当努力花些时间渐进地改善两国关系。换言之，不要急躁地做出“敌乎？友乎？”的两者择一式判断，而要容许“非敌非友”的第三者存在，且与其共存――这或许是我们能从这段历史得出的教训。

新生活运动宣传画

新生活运动是一场政治秀？

澎湃新闻：新生活运动的前期和后期内容有很大变化。您能否介绍一下这场持续了15年的新生活运动的主体内容，以及为何运动前后的内容会发生改变？

深町英夫：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备战”，即要把中国的军事、经济力量提高到能够对抗日本之膨胀、压迫的水准（若能促使日本放弃侵华路线则更好）。为此，这场运动起初试图将中国人民培养成既勤勉又健康的现代国民，其具体活动是进行宣传和检阅。但在尚未收到预期的效果之前，日本即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则被卷入了近代总体战。

从此以后，新生活运动逐渐转向为弥补性质较强的各种活动，即不仅通过“教养”中国人民的身体来创造现代国民，同时还努力“抚慰”在战火中受伤的中国人民的身体，如为伤兵、难民、孤儿提供各种服务的活动等。除此之外，为“飞虎队”等驻华美军提供住宿、饮食、娱乐等服务的战地服务团的活动也是从新生活运动中派生出来的。

最典型的是妇女新生活运动的转变。此运动发起时，妇女被期待在家庭这种私生活的空间里运用科学知识实现“规矩、清洁”，但在当时中产阶级仍未成熟的中国，能够专心从事家务和育儿的近代主妇极少。而且，关于谁该承担家务、育儿的问题，提倡妇女积极参加社会的思潮引起了新生活运动的分裂，即“女独主内”派主张妇女要对私生活的秩序和卫生负责任，以此培养既勤勉又健康的现代国民；“女亦主外”派要求取消性别分工，使女性获得个人自由。中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权不得不煞费苦心地筹集当前所需的人力资源，因此当国家以承担育儿义务为条件，需要妇女成为“抗战建国”的人力资源时，她们亦接受了这种动员，于是开办托儿所就成为了新生活运动中的一项活动。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提到，蒋介石存在“利用这场群众运动成为全国唯一领袖的意图”，胡适等人也认为新生活运动就是一场政治秀。您认为蒋介石的“私心”是发起新生活运动最重要的原因吗？新生活运动客观上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深町英夫：胡适虽然对新生活运动表明了批判的态度，但也赞扬蒋介石的人格说：“他虽有很大的权力、居很高的地位，他的生活是简单的、勤苦的、有规律的。我在汉口看见他请客，只用简单的几个饭菜，没有酒，也没有烟卷。”

正如“造成〔造就〕几千几万〔个〕蒋介石”论所示，蒋介石极其自负，即怀有很强烈的“舍我其谁”的意识。这种认为人民模仿领袖才能被称得上是现代国民的思想或许来源于孙中山的“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论。他们都认为自己掌握权力才是救国、救民的唯一途径，因此在他们心里似乎毫无公私之别。

但是，这意味着国民党把大部分人民当做责难、否定的对象，其结果便是新生活运动虽然在表面上开展得轰轰烈烈，但实际上却遭受到老百姓的应付、忽视，出现了“蒋公的新衣”之境况。中日战争爆发时，蒋在日记里写道：“以倭寇有组织之国家，其全国动员，人人能发挥其战争之效用。惟我无组织之国家，事事皆须以一人当敌国之全体。可不惧乎？”在日本近代化进展的刺激下，他曾企图将中国改造成与日本同样的近代国民国家，但这一构想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则不得不作为孤独的领袖率领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近代化的国家能力。

抗战胜利时，蒋介石虽然勉强保住了中国的独立和统一，但正如唆使亚当和夏娃使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是可耻之物的蛇，成为人们诅咒、厌恶、畏惧的对象那样，蔑视、否定中国人民之身体(当然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在内)的蒋介石和其国民党政权终究被人民大众唾弃、排斥，最后被迫撤离大陆。

新生活运动漫画

 中国人是爱迪生吗？

澎湃新闻：日本的明治维新使日本在短期内走上近代化道路，新生活运动也是培养现代国民的一种努力。同是近代化的尝试，为何中日两国最终的近代化结果天差地别？

深町英夫：在拥有日本人口10倍的国家，将全体人民培养成现代国民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不仅如此，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在总体上是往相反的方向进行着。江户时代日本的政体是典型的封建制度，即统治各地区的“藩”对“幕府”的中央权力拥有高度自治权，但明治维新时进行“废藩置县”，从此以后日本的近代化主要是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与此相反，清朝的政体原是中央集权，而中国的近代化始于洋务运动、光绪新政，一直由地方官民主导，这可视为从“收”到“放”的转向，其所导致的结果便是以“地方社会瓜分王朝国家”的方式爆发的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就不得不成为“半联邦”的国家。因此，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各方面的改革措施的成果虽不能低估，但容易流于分散、凌乱，其规划、整合程度远低于日本，城乡、地区之间的差距亦大。

最典型的领域是教育和军事，中国未能建立好全国性的国民教育、全民皆兵等制度，因此无法像日本那样通过学校、军队等制度化的渠道对全体人民进行“身体的教养”，由此创造出“均质的国民”。是故，国民党只能依靠从1920年代开始屡次运用过的群众动员这种非制度性方式，此即为国家政府对社会人民进行编组的程度不高时能发挥影响力的唯一渠道，但其效率很低，甚至是注定要以失败告终的。

虽然二战后日本经过了政体改革，但已被创造出来的“均质的国民”一直存续至今。2016年在日本轰动一时的科幻影片《新·哥斯拉（正宗哥吉拉）》淋漓尽致地（甚至略带自虐口吻地）描绘出了当代日本人关于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观念：上自首相官邸的总理大臣，下至灾难现场的工作人员，所有的剧中人物均非格外杰出的英雄，而是平平凡凡但兢兢业业的人物。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打倒既神秘又可怕的怪兽（象征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地震、海啸及核电厂事故）并尽可能挽救每个国民的生命和财产，这些无数的“庸人”都按照整体规划而安分守己、整齐划一地奋斗到底。他们的行为未必显赫，甚至有时显得迟钝、呆板，但谁都不怀疑、否定国家应该为国民服务这个基本原则（当然这是否与现实相符则是另一个问题）。

澎湃新闻：您的视角一直延伸到当今的中国。您认为中国绕开了“身体的教养”创造国民这一阶段，而成为特异的“后现代”超级大国，以富强为目的的国家高于个人的方式正在崛起。您如何评述这种“中国模式”？您认为中国还要进行“近代化”的补习吗？

深町英夫：就“身体的教养”和国家富强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言，蒋介石的认知似乎受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科技水准和国际环境的制约，而中国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实现的崛起或许否定了这种关系。

我在拙著中将中国的这种现代化过程比喻成托马斯·爱迪生。他少年时期不能适应学校的教育，但长大后却成为著名的发明家，由此显示出曾将其排斥的教育之缺陷。若将日本人比喻成为略微凡庸的优等学生，即未对“近代”这本教科书之内容是否妥当产生任何质疑，就开始了有时甚至比西方先进各国的学长们更加认真地学习，从而实现了近代化；那么，中国人则仿佛是具有天才气质的劣等学生，即由于其所具有的强烈个性而未能适应学校的功课。

简言之，当代世界的超级大国未必是由“均质的国民”所构成的发达国家，“身体的教养”不再是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现行的“中国模式”可能比发达国家的近代化方式更容易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接受和仿行。

深町英夫著《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