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村上春树式“苦咖啡文学”如获诺奖 是伟大作品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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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阎连科

“如果有一天村上春树也获诺贝尔文学奖了，那就是我们长期崇敬的那些伟大作品的灾难。” 在日前凤凰网主办的“阎连科文学课”上，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阎连科称，像村上春树这样的“苦咖啡文学”正在当今文坛泛滥，经典的转移正在发生。阎连科眼中的“苦咖啡文学”是什么？这种文学形式与何相对？又有何优劣？在经典转移之后，小说家的创作是否有还有第三条路？阎连科从自创的“苦咖啡文学”一词入手，将他的文学观铺陈开来。在文学课上，阎连科还提到，中国文学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文学， “再也没有一个国家的社会现实能够给作家提供如此丰富的写作资源，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心如此复杂和丰富”，“保不定青年作家一夜之间写出传世之作来”。

苦咖啡文学：“小伤感、小温暖、小挫伤、小确幸”

阎连科观察到，近十几年来，在中国盛行的西方经典文学有一个特点：写作的人物已经从社会历史转向了家庭。作品没有《战争与和平》描绘的宏大历史中的苦难，也没有巴尔扎克作为法国社会“书记员”的社会关切和民族情感，而“只是关注一个微小人群中的小伤感、小温暖、小挫伤、小确幸”。阎连科以两位美国知名作家——《好人难寻》的作者奥康纳与《大教堂》的作者卡佛——为例，他们几乎是同代人，均以短篇小说闻名，作品几乎同时被译介到中国，在他眼中，奥康纳无论是在叙述技巧上还是在对人性的挖掘上，都远在卡佛之上，因为奥康纳“写尽了人类的邪恶丑”，卡佛笔下却往往“是人们能够接受的、能够想像的、甚至在生活中能够发生的故事，充满着咖啡馆的温暖气息”。可是，与文学水平高低相左的是，奥康纳只获得了极少数人的关注，卡佛却得到了众多读者及作家的阅读和模仿。

阎连科把卡佛、门罗、乔纳森·弗兰岑等作家的作品称作“苦咖啡文学”，因为“它们和苦咖啡一样，温暖中带一点寒冷，甜美中有丝丝苦涩”。在这类文学作品中，阎连科认为，读者只能看到一个人群在某一种情况下生存境遇中的小困难、小波折，看不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或者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作家如果不给读者提供本民族人群和个人最艰难的生存境遇，那么他的伟大是值得怀疑的。”他又以村上春树为例，虽然其小说比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卖得好得多，但“在村上的小说中，我看不到日本人今天的生存状况”。也正因如此，阎连科称，村上春树赢得的尊重的目光比前辈们少很多。

阎连科

阎连科：在“苦咖啡文学”中，读者只能看到一个人群在某一种情况下生存境遇中的小困难、小波折，看不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或者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

“门罗拿了诺奖，如果有一天村上春树也获诺奖了，整个世界文学对经典的转移就已经悄然完成，那就是我们长期崇敬的伟大作品的灾难。”阎连科最担心的是，在经典转移的过程中，一种文学被保留下来，另一种文学则被拒之门外。如今，人们依旧在谈陀思妥耶夫斯基、谈鲁迅，但都只停留在口头的赞美，真正被学习模仿的却是“苦咖啡”作家。“终有一天，年轻作家将不再认为卡夫卡是伟大的，也不再认为托尔斯泰是伟大的，在他们眼中，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伟大作家几乎都不存在。”

阎连科还认为，中国的年轻作家已经在“苦咖啡文学”中越陷越深。“每一个80后作家拿出来都是新概念作文里的第一名，文字比上一代作家好，读过的书也多，爱和被爱的经验也深刻得多，”但他认为，这群作家没有对咖啡馆以外人类生存的幻想，不能够表达出同代人的生存困境。“莫言、余华、苏童、格非三十岁的时候写的是什么，而你在三十岁的时候写出什么？”阎连科举例说，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畅销至今，可是“很多年轻作家的苦咖啡文学虽时下大受追捧，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悄无声息”。

要摆脱苦咖啡文学，博尔赫斯式的小说是出路之一

当“苦咖啡文学”已经泛滥成灾，作家的出路在哪里？阎连科认为，即使无法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写作，那么至少还可以学习博尔赫斯。“我们每天都谈小说中的人性、生命、人间烟火的时候，博尔赫斯证明了小说可以不写人性，甚至可以不写人。”

作家常常会强调，人物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有了什么样的人物才有什么样的故事。安娜·卡列尼娜就是先发现丈夫的耳朵难看，之后才一点一点地失去了对丈夫的爱。而在博尔赫斯笔下，故事和人物毫无关系，人物性格到最后都无法确定。一个接一个偶然推动了故事的发展，没有任何必然。他举例说，《南方》称得上是博尔赫斯所有小说中故事最清晰的一部小说，人物有名有姓，可是任何和人物性格相关的事情都没有发生，撞上窗子是偶然，得坏血病是偶然，火车停在一个不认识的站台是偶然，民工朝他扔面包球也是偶然，到最后连结局也没有讲明。

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为什么能把小说写得这么短？为什么他把小说写得让所有作家着迷？为什么人们说他是“作家中的作家”？阎连科认为，与卡佛的“极简主义”不同，博尔赫斯做到了真正的极简：每一句话都是向前的，每一句话都是情节。而且，博尔赫斯省略的内容比写了的内容更重要。《南方》中唯一出现对话是老板说，“达尔曼先生，那些小伙子醉了，别理他们。” 达尔曼从来没回到过庄园，下火车的地方也不是他家乡的车站，这个店主为什么知道他的名字？作者省略不谈，让读者不禁思索：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发生还是没有发生？这是不是一场梦？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达尔曼在火车上看《一千零一夜》，期间他瞌睡了一会儿，梦中见到的是隆隆向前的列车，作者却没有写他梦醒。后面的故事是在火车上做的梦，还是梦醒以后发生的？《南方》是一篇真实的小说，还是一半真实一半梦境？“博尔赫斯带来了一种镜花水月的虚无感，一种人生无常世事莫测的梦幻感觉，从真实中引出梦境，再从梦境中引出真实，如梦幻般模棱两可。这样，他就在现实和想象这两个空间之外，为后人搭建了第三个讲故事的平台：梦。”阎连科认为。

他由此建议，作家既可以结合人性、生命、民族的困境、时代的困境去写，也可以像博尔赫斯一样，不写人性，却依然使小说极具创造性，从而摆脱充满甜味又稍稍有点儿苦味的“苦咖啡文学”。

在“苦咖啡文学”泛滥的今天，阎连科认为中国文学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文学，“再也没有一个国家的社会现实能够给作家提供如此丰富的写作资源，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心如此复杂和丰富”，“保不定青年作家一夜之间写出传世之作来”。他说：“我们没有能力像鲁迅去做一个战士，但作为懦弱的人，我们也可以像博尔赫斯这样，写出完全不一样的、具有创造性的小说。”

（原文标题-阎连科：村上春树式“苦咖啡文学”如获诺奖 是我们崇敬的伟大作品的灾难）